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五遍”。数百年来，《红楼梦》以其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巨大而独特的艺术魅力，感动着广大读者。据记载，《红楼梦》刚一问世，人们便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当时流传“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俗语。而今《红楼梦》早已走向世界，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曹雪芹也成为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等齐名的世界文学巨擘。

【简介】

我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以个人和家庭的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原名《石头记》。《红楼梦》为该书流传最广的异名。全书计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撰，后40回则为高鹗所续。《红楼梦》的主要成就体现于前80回。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展开了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描写。在贾府这个豪门贵族由繁盛到衰颓的历史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性，深刻而细致地描绘了这个望族家庭的世景像，揭示了封建社会渐趋崩溃的内幕；在表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时，反映了那个时代部分青年男女的觉醒意识与封建社会的尖锐矛盾，揭示了导致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预示出封建社会日暮途穷的命运。这部小说人物形象鲜明、结构精美、语言素朴而富有个性，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引导人们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和对美的理想的追求有着不朽的艺术价值。现在美国和日本文学界成立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会”。

《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社会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家的兴衰嬗变，从中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残酷腐朽，抨击残害青年的罪恶礼教和传统观念，颂扬贵族地主阶级的叛逆精神和奴隶的反抗行为，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间的矛盾状况。它成功地、深刻有力地揭示了封建专制下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

《红楼梦》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还有很高的艺术性。它塑造了大批性格鲜明的艺术形像，如贾宝玉、林黛玉、尤三姐、王熙凤、晴雯、薛宝钗等，无不栩栩如生，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像。全书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语言生动流畅，可谓炉火纯青。

数百年来，《红楼梦》以其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巨大而独特的艺术魅力，感动着广大读者。据记载，《红楼梦》刚一问世，人们便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当时流传“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俗语。而今《红楼梦》早已走向世界，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曹雪芹也成为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齐名的世界文学巨擘。

【毛泽东评点】

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摘自毛泽东1973年的谈话（见《许世友回忆录》第619——620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摘自毛泽东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摘自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

——摘自毛泽东1963年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像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摘自谭启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见《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37一，2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摘自张仙朋《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摘自毛泽东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

【鉴赏】

《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一部小说，他在青年时代就读过这部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红楼梦》更成为毛泽东案头的必备之书，尤其是1964年以后，他多次向工作人员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读过的版本有《全图足本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增评补图石头记》等二十多种，甚至还翻阅过根据《红楼梦》的故事和人物仿写、续写的《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续红楼梦》、《红楼真梦》、《红楼圆梦》等。毛泽东逝世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整理他的书籍时，就发现了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刻本及各种铅印本的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其中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毛泽东阅读时都用铅笔圈画过。

可见他对《红楼梦》是读得很细很认真的。

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五遍”。据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的记述，毛泽东说他至少看过五遍《红楼梦》。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时，他问卫士张仙朋等人看过几遍《红楼梦》？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回答看了两遍。毛泽东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此外，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同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如谭启龙、许世友等）、哲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谈到《红楼梦》要看五遍。其实，毛泽东是用“五遍”来强调多读和读懂《红楼梦》。像《红楼梦》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不认真地多读几遍，是不能吃透其精神实质的。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相当高。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我国和外国的关系时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毛泽东把《红楼梦》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相提并论，一方面说明《红楼梦》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另一方面反映了毛泽东很重视《红楼梦》，把它视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

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泽东通过几部古典小说的比较，强调了《红楼梦》是写得最好的古典小说。

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种比较，在宏观的历史坐标系中更突出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成就。

毛泽东除了充分肯定了《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外，还对其艺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从他批注的《红楼梦》来看，他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都赞许有加。他在《红楼梦》第一回写的批语是：“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第十七回写道；“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在第十九回写道：“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弛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

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像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这段批语通过分析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深刻地揭示出《红楼梦》高超的艺术价值。

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和语言。如在1938年5月毛泽东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

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他讲得幽默风趣，既形像地说明了“鲁艺”与社会的关系，也暗示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意义。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中写道：“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以此讽刺了国民党的假和谈，真反共。在“三反”运动时他用贾政做官的故事，告诫党政干部警惕被坏人包围。至于运用《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来说明事理，更为多见。如他曾多次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并非像人们想像得那样好办。他不止一次引用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人们勇于向旧制度、旧观念挑战。他还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阐述事物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这些引用既肯定了《红楼梦》文学语言的质朴、自然、生动、传神的风格，又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了如指掌，融会贯通，能随机应变地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强化了语言的表达效果。

毛泽东读《红楼梦》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红楼梦》展现了封建社会形像的历史，反映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出现了“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而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表现，主要反映在小说对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不满意，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美好的向往与追求。毛泽东还在1961年和1962年提到《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写得有点希望”，这都说明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进步要求。如果当时不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民主性”的意向也难以萌生。因此，认真阅读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既能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又能悟出《红楼梦》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其二，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败，展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红楼梦》以豪门贵族贾家为中心，形成了贾、史、王、薛“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四大家族，他们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当时评价《红楼梦》的创作意义时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充分说明贾府的衰败是中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缩影。对于贾府的败落，毛泽东认为《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那句“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是个关键。在贾府中一代又一代的男人都成了膏粱纨绔，像凤姐那样的女人“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就连贾母的权力也受到挑战，“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这不仅说明贾府鲜有为家族“运筹谋划者”，而且还反映出以贾母为中心的宗法家长制的动摇。面对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即使是探春想修补这个将要倾倒的家族大厦，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就成了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兴衰变化的形像写照。

恩格斯在论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可见。

恩格斯是把《人间喜剧》当历史来读的。我们从《红楼梦》里所了解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不亚于《人间喜剧》提供给人们的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红学”，并且形成了有影响的两大派，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和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据派，又称“新红学”。前者将小说的内容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后者是把这部小说视为作者的自叙传，注意研究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但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巨大价值。

九、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被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而前两部又是四大谴责小说之首。毛泽东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和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两次谈起了《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

【简介】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被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而前两部又是四大谴责小说之首。

谴责小说的名字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云：“戊戌变法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此言极是。当时一些作家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既不满现状又找不到出路，便拿起笔来从事小说创作。这类小说多在报刊上刊载，揭露社会黑暗，指责政治腐败，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暴露每止于现像，深度不够。作品虽然受西方小说影响，运用了一些现代小说手法，却不够成熟。这一时期的谴责小说特别兴盛，据统计有1500余种。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是李宝嘉。李宝嘉，又名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有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芋香、二春居士等。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生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晚清最早的谴责小说家。

李伯元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幼年和青少年时期随其伯父李翼清在山东度过。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李伯元才随伯父返回原籍。次年，他以第一名考中秀才，补廪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后编辑或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与梁启超主编《新小说》，与吴沃尧、周桂笙主编过《月月小说》等。其主要著作有：

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弹词、戏曲《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等。

从政治思想上看，李伯元鄙弃科举仕途，揭露官场的黑暗，要求改变社会现实，追求进步，明显具有改良主义思想。但是，其要求改良的步伐是很缓慢的，改良的幅度是很小的。他在《文明小史》中借姚士广的口提出所有的兴造、所有的革除，都应潜移默化，万不可急切从事。他不仅敌视民主主义革命派，甚至认为康有为的变法也是“过激”行为。显然，李伯元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在有先进一面的同时，还有其落后的、保守的一面。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也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早的一部小说。此书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1905年载完。全书分五篇，每篇十二回，共60回，近80万字，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1906年，繁华报馆刊行单行本。

《官场现形记》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和腐朽，着力描写了清官场的贪污腐败和形形色色的媚外卖国丑态及对人民的残酷迫害。

小说中刻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在作者的笔下，上至军机大臣、大学士，下至州县吏役佐杂无不“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为了钱，他们可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残害百姓、出卖祖国以至最后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官场就是商场，官职已成为公开买卖的商品，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成了特殊形式的商人。官员们无论到哪里，干什么事，皆是一个目的：“千里做官只为钱。”河南按察使贾筱芝，赴任之初打着“平反冤狱”的旗号，但结果是“一百起案件，倒有九十九起不能断结”，其目的便是从中敲诈财物。作者借一位相士的口说：“姓贾的这杂种，面子说要做好官，其实暗地里想别人家钱，这样的狗官真正害人。”

（第二十二回）。小说第十八回写皇帝派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案件时明文交代：“这趟差使原是上头有意照应他，说‘某人当差谨慎，在里头苦了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出去，好叫他捞回两个。’于是，这位钦差大臣到地方办案时，便采用‘只拉弓，不放箭’的办法，想方设法勒索财物，得到两万两银子的贿赂，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官场上不仅见钱行事，而且个个生活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简直是腐烂透顶。冒得功为了得到一个芝麻官，竞用极端下流的手段逼迫自己的女儿去做羊统领的小老婆。成亲之夜，他跪在房门外边，见到羊统领说：“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帅。难得老帅赏脸，沐恩感恩匪浅。”第二十三回写贾臬台断案，见到女犯长得漂亮，“虽不致魂不守舍，然而坐在上头，就觉得有点摇晃起来”。

贪官污吏为非作歹，鱼肉乡民，无恶不做。小说写浙江胡统领相华若去严州剿匪。一开始，胡统领得悉让自己去剿匪，非常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着官员和军队一路上花天酒地。到严州后，打听到严州本没有“匪”，但为了邀功请赏，一方面伪造情报，把匪情说得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又以剿匪为名，把军队带到乡下，所到之处，“搜掠抢劫”、“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当老百姓受不了官兵的迫害，赴州衙告状时，知县又加以刁难、诱惑、欺骗。他强迫百姓把官军烧杀抢掠的罪行“一齐推到土匪身上”，并要上呈公文感颂胡统领“督兵剿匪，除暴安良”的“功德”。官官相护，上下勾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官场现形记》在艺术上也是比较成功的。它继承了《儒林外史》刻划人物的一些手法，如通过人物言行矛盾的自我暴露，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写文制台见洋人，通过文制台先后两次打骂人的描写，使他那一副内心十分惧怕洋人的丑态栩栩如生。

其次，《官场现形记》还经常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如写方必升听到别人的儿子中了举人，就急得老病复发。他训勉儿子要致力于科举功名，突出写他的“痰”的变化。一会儿他“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一会儿“一大口浓痰吐了出来”，一会儿“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这些都是随他儿子对科举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听到儿子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这里采用夸张的手法，刻划了方必升希望儿子科举成名以致神魂颠倒的状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晚清时期写得较好的一部谴责小说。

作者吴趼人，原名宝震，又名沃尧，初号茧人，后改趼人，东佛笔名有趼、偈、怫、茧叟、趼廛、趼人氏、检尘子、野史氏、老上海、老少年、趼廛主人、抽丝主人、岭南将叟等。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卒于清宣统二年（1910）。

吴出生于北京，两岁时随父南归，跟着母亲在佛山长大。18岁时离家赴沪谋生，曾在江南制造局做抄写工作。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吴趼人进入办报生涯。先后主笔《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汉口日报》聘，赴鄂。1904年，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不久，他主动辞去报社职务，回到上海，参加反美华工禁约运动。1906年，主编《月月小说》杂志。1907年，创立两个同乡会，并开办和主持同乡会所属的广志小学。后病死于上海。

吴趼人是一个高产作家，为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创作小说30多种，现存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零八回。从1903年10月起。陆续刊发在《新小说》杂志上。后由广智书局出单行本行世。此书从1903年开始创作到1909年最后完成，前后长达7年时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小说通过九死一生（作者的影子）在二十年中的所见所闻，揭示了封建社会即将崩溃时期整个统治阶级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

该书着意暴露了当时官场上的千奇百怪的丑恶现像，共记载了189件“怪现状”，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暗。如第十四回写清末海军畏惧帝国主义，“兵轮自沉”的丑闻：“驭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管带大惧，开足机器，迅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益惧，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舢板渡登彼岸。”

清兵个个成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未见敌就先狼狈窜逃。

在作者的笔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个个都是卑鄙无耻的家伙。如五十回中九死一生这样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

头一件就是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拿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弄得着钱。”

什么“仁义道德”，全是骗人的鬼话。九死一生的伯父平时道貌岸然，对人大讲孔孟之道，可是他竞乘料理丧事的机会，用可耻的手段骗去九死一生家八千两银子，置九死一生于穷苦潦倒而不顾。莫可基不仅冒充弟弟顶替他的官职，而且霸占弟媳，又把他“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黎景翼逼死弟弟，又把弟媳出卖为娼。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由许多短篇联结而成的，而这许多故事又都由作者一生的经历这条主要干线贯穿起来，在结构上比较严密，优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但由于题材剪裁不精，情节没有提炼，人物形像缺乏典型化创造，因而给人们的印像是“话柄”连篇。

【毛泽东评点】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

——摘自毛泽东1962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4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光明日报》批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评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这是清朝末年的小说，是暴露黑暗的。总之，所谓谴责小说，给人家的印像是不好的，是反对革命的，是反孙中山一派的，赞成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

——摘自毛泽东1966年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1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鉴赏】

毛泽东1962年8月11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和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一次小型会议上两次谈起了《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读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这些原著。

毛泽东对谴责小说的基本评价是“只揭露黑暗”，“给人的印像不好”，“人们不喜欢看”，“反对革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他的含义。

一、这些小说对晚清的官僚集团，作了比较全面地揭露，对黑暗糜烂现像给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如《官场现形记》，外官从佐杂，到州府长吏，直到督抚方面的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任何卑鄙龌龊之事都能做得出来。第二十五回，写贾大少爷托黄胖姑买缺时，黄胖姑说：“一分钱一分货。你出大价钱，就有大官做。”

“这个买卖我们经手也不只一次了，如果是骗人，以后还望别人来上钩吗？”官爵已经成为公开买卖的商品。这些人一旦官位到手，便残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却又是那样的卑躬曲节，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官场现形记》反映的内容要广泛，全书记载了一百八十九件“怪现状”，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作者笔下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僚，都是肮脏龌龊、贪财无耻的家伙。这些作品，是清末官场的一幅形像的黑幕图。

作者是满怀愤激的情绪，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毫不留情地进行谴责。作者笔下的晚清社会，仿佛已经彻底烂掉了。漆黑一团，不可救药。虽然说，这些小说在抨击时弊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暴露过多，黑暗太甚，激起了人们的忧愤，但却使人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体会不到代表历史进步的力量。

不能说作品中没有清官，然而这些清官，在作者眼里看来，他们比贪官更厉害，更可恨。《老残游记》里就有这样一段议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玉贤、刚弼之流在作品中以“清官”自命，朝廷也以“清官”誉之，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清官”对社会的危害比一般贪官污吏更为严重。玉贤视百姓如草芥，“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一年来，用站笼站死的有二千多人，站不死的还用板子活活打死。在玉贤的虐政统治下，曹州成了地狱世界。

而被称为“瘟刚”的刚弼，也以“清官”自诩，自命不要钱，实际则滥用严刑，屈杀好人，只求自己邀功，不顾百姓死活，但这样的酷吏都能受到清王朝的重用。毛泽东在1964年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句插话，说：《老残游记》里讲，清官害人比贪官还厉害。看来，毛泽东对老残的这段议论，印像是颇深的。

谴责小说最致命的弱点就在这里，似乎社会黑暗到没有一线光明和希望。在此之前，毛泽东对《金瓶梅》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二、谴责小说的作者们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属于改良派。如果说，在戊戌变法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蓬勃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他们最害怕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终反对，对于人民的革命力量，他们害怕得要命。如李伯元，他不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连康梁的变法也认为是“过度”行为，显然，他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的。吴沃尧（趼人）在1907年以前，思想较为进步，产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后期则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

三、艺术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其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是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这是鲁迅先生对谴责小说的批评。这里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分夸张的描写；二是大量堆积、不加取舍剪裁。

谴责小说的作者，意欲步《儒林外史》之后尘，但在实际的创作中，由于题材庞杂，缺少剪裁，结构一般都不够严谨。又大量运用讽刺手法，但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摹写一连串丑恶现像，比起《儒林外史》，就显得有些浅薄，不能从本质上进行深刻、彻底的揭露。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看，许多语言和情节根本谈不上什么蕴意和意境。如九十九回写道：“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些，钱少官就小点；……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等等，类似这样的语言，充斥全篇。所以，毛泽东认为谴责小说的艺术性较差，但政治性强。从这个角度讲，还是可以一读的。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文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

《毛泽东和诗》，张贻玖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毛泽东的书信》，张贻玖著，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册），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白金华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武在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传统下的毛泽东》，汪澍白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广读天下书》，张贻玖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高狄主编，长春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柳文郁、唐夫主编，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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