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

一、引言

在西欧，从来最畅销的书是《新旧约圣经》；在中国，自18世纪末年以后，最畅销的书（除了《时宪书》——即日历一和幼童教本如《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要算是《红楼梦》。把《圣经》来比言情小说，似乎有点不伦不类。那末，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红楼梦》，大致相当于英国的莎士比亚。但沙翁作品在英国一向被尊为文学宝典，是学校中主要课本，而《红楼梦》则在近年以前，常被中国道学先生认为“闲书”，不宜给学生看的，虽然道学先生们自己，往往躲起来偷看。莎翁和曹雪芹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创造了400多个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30多个剧本中，而且许多王侯、侍从、男女仆人。性格大致相类；在不同的剧本中“跑龙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区别。而曹雪芹的400多个人物，却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大单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语言，都不相同；不可互易，也不能弄错。这部小说，即使放在全世界最伟大的10部名著之中，也会突出地站在前面。

英国学童从十一二岁即开始读莎翁剧本。直到中学毕业会考，几本重要作品，至少要“读”10来次，还有在戏台上，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中“看”和“听”的机会。但在中国，至少在我的学生时代，从小学至大学研究院，《红楼梦》这书名从未列入课程表中。我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初中三年级，有一次生病，无法上学，才把它当“闲书”看着消遣的。至于研究《红楼梦》，说来惭愧，虽然也看过别人写的有关此书的论著，自己在出国以前，从未下过功夫。抗战时期，许多在昆明和重庆的朋友，在“莫谈国事”的大前提之下，觉得谈“红学”最妥当，最“卫生”，于是谈得很起劲。可是我那时在桂林，不但听不到，连“红学”的文字也看不到。倒是来到英国之后，因为有的学生研究《红楼梦》，由我指导，使我不得不对此书前后两部分的作者、著作过程和版本年代这些问题重新加以考虑。接着，1954年起，国内由李希凡、蓝翎等讨论《红楼梦》问题所引起的大辩论，受到丁国际的注意。北京及各地报刊大量登载辩论的文章，“讨论集”由一册出至四册，——而尤其重要的，是一部七十八回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即高鹗未改以前的曹雪芹原稿抄本，在1955年由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用朱墨二色套版照相影印出版，牛滓大学买到一部。同时，由巴黎、海牙联合出版的《汉学要籍纲目》（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的编者，要我为此书作提要。我于是把这部曹雪芹的原著和脂砚斋的数千条评语，仔细研究了一下。可是“提要”限制字数甚严，没甚可说，而从这抄本中所发现的问题，繁多而且复杂。既已发现，便不能丢开；既然复杂，就需要清理。一清理，牵连的问题就更多了。许多前人以为已解决了的，新的证据证明并未解决，或解错了。许多前人从未发现的问题，陆续出现，需要解决，等到一批问题解决了，连带的又引出另一批以前未曾注意的问题。这样，我觉得非把一切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可能得到的全部材料收集起来，加以彻底的、全面性的研究，无法完成这两份工作。我于是开始收集材料。

我应该感谢的是国内近年大批出版这些材料。上述七十八回抄本，其实在1933年即在北京发现〔胡适曾有一跋文，却把它误称为“庚辰（1760年）”本，正如同把他自己在1927年买到的十六回残本误称为“甲戌（1754年）”本一样，这两个误称到现在还被沿用着〕。可是这些“珍本”，过去是私人的“枕中鸿宝”，是“学者”们的“血本”。“良工不示人以璞”，如果印出来。阿猫阿狗也可以研究，红学专家们便不能长久“专”下去了。说也奇怪，据说“破坏中国文化”的北京人民政府，却鼓励这个古本公开发行，连欧美的学者。也可以看到了。不但此也，胡适私人藏了33年（1927—1960）不公开的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甲戌”本，其中有许多脂砚斋评语（曾由他的学生录出），连同别的抄本的脂评，也一起由俞平伯编为《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1954年年底出版。此外，有许多曹雪芹友好的诗文集，如敦诚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抄》，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裕瑞的《枣窗闲笔》等等，有些是连以前的红学专家都未见到的材料，现在都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这些材料的公开，我的工作是无法开始的。此外，尚须提到一部重要著作，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周君书中有许多主要的结论是错的（例如脂砚斋，又署“畸笏叟”，他以为即是“史湘云”，简直是匪夷所思）。但他书中搜罗了许多不易经见的材料，对于曹氏家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对此书批评很苛，只是评他的文学观点。但如把它当作一部史料书来看，是有价值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我倒受了周君不少帮助，应该感谢他的劳绩。

二、红楼梦探源的主旨和步骤

我写这书，本来不是批评《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所以谈不到什么理论观点，也不是研究此书的“微言大义”或社会问题。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值得郑重研究的。而在这方面，近年国内已有许多研究论文出版，其中颇有精彩之作。但我觉得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尚须先弄清楚若干基本问题：例如，在全书一百二十回中，哪一部分是曹氏的作品，哪一部分是高氏续作？在曹氏作品中，哪些部分是他的真正原作，哪些部分曾经高氏删改？在高氏续作中，有元曹氏原稿材料在内？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则在批评曹雪芹思想时，会把高鹗的思想算在他的账上，在研究曹氏的文艺造就时，也会把经高鹗删改的结果，归诸雪芹。如果不先弄清楚脂砚斋是男是女，他和曹家关系如何，便不能确定他的数千条评语有何价值。在研究他的评语时，如果不能鉴定哪些评语出于脂砚斋之手，哪些是别人写的，也就无法判断这些评语有多少价值，对于了解雪芹的身世和《红楼梦》成书过程有何帮助。在鉴定了脂评以后，如果不能区别各期评语的写作年份，也就不能看出某些评语和作者生活及小说内容有何关系。——但是，尤其重要的，尤其基本的，是判断分析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这是过去中国经学大师对于校勘学和考证学上最注意的初步基本问题。不把这个基础打得正确坚实，则修造在这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很容易东倒西歪、甚至于垮下来的。不幸这两个抄本一出现，立刻被“有历史癣”的胡适博士加上了违反历史的名称。他那十六回残本是一个过录脂评本，并非脂砚手批本。在这过录本的底本中，明明有脂砚斋乾隆甲午（1774年）八月的评语。而胡博士却硬把它叫作“甲戌（1754年）”本。后来在徐星署家中发现的七十八回抄本，又是一个用四个不同底本拼凑起来的过录本，其原底本中即有乾隆丁亥（1767年）的评语，而胡博士又硬把它叫作“庚辰（1760年）”本。这种时代错误，不合科学的说法，使《红楼梦》考证在近30年中，长久停留在粗疏幼稚的阶段，无法走上科学的道路。胡博士所定的这两个名称颇有催眠作用，近人许多考据文字，都盲目地沿用“甲戌”本、“庚辰”本这些名称，使读者在看到原抄本之前，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成见，这是任何科学性的研究所不该有的。所以在开始考察这些抄本的年代时，第一步，我首先抛弃这两个引入迷途的名称，姑且把这两个抄本称为“脂评甲本”和“脂评丙本”（另有一个次要的所谓“己卯”本则改称为“脂评乙本”）。庄子说：“名者实之宾。”用惯了错误的名称，脑筋养成了“条件反射”，则对于一切有关抄本和脂评年代的判断，都会失去标准尺度，陷入错误（现在“甲本”改称脂残本，“乙本”改称脂京本）。

至于脂砚斋，周汝昌君认为是“史湘云”，固然是错的，有人把他定为作者曹雪芹自己，亦即书中的“宝玉”。就是“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则尤其荒谬。评语中有许多称赞《红楼梦》的优点和作者的天才，指出描写如何新雅，故事如何别致，古今无比等等。如果评者即作者，那就等于说，曹雪芹在替自己肉麻地作广告。我想，曹雪芹没有在美国大学中学过广告术，大概不会有这套本领。这且不说。更重要的是：在十六回残本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首诗上面的眉批明明说：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1763年）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1774年）八月泪笔。

如果脂砚即雪芹，则他不但有耶稣复活的神通，而且有孙行者化身的本领：壬午除夕死了，“隔了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摇身一变，变成“脂砚斋”，洒着一把眼泪在替自己的书写评！不料乾、嘉大师所建立的科学的考据学，在一百多年以后，反而退步到变成了神话了。

所以，我的第二步主要工作，是要考出：脂砚斋到底是谁？他和曹雪芹有何关系？这关系是朋友，还是亲戚？他为什么要评《红楼梦》，从1754年以前，一直评到1774年？他和《红楼梦》的背景有无关系？他是曹雪芹的什么人？他的年龄比曹雪芹大或小若干岁？他为什么为《红楼梦》一书这样伤感，批评得眼泪都要流尽了？他一共写了几次评语？每次是在哪一年写的？

在求出了上述各种问题的答案以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关作者曹雪芹的许多问题。例如作者的生卒年，就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迄无定论。作者的家世，与小说内容有密切关系，也有充分阐明的必要。作者何时开始写此书？那时他几岁？作者的生平事迹，朋友交往，我们也要知道得更详细些。可以帮助了解他著书的经过。要了解这些问题，主要材料依然是脂评和作者朋友们的诗文集，这是第三步工作。

其次，就要考察《红楼梦》成书的过程。作者在第一回中自己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十载在他生命中占哪一段时间？在未删改以前，这部书的初稿是什么情形？在历次的增删中，主要故事有无改变？文字细节如何更动？《红楼梦》书中故事的背景，有的说在南京，有的说在北京，历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书中“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此话的根据是什么？这根据的来源是否可靠？作者既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显然他的初稿已成全书，才能“披阅”；他所“增删”的，也应该是指全书而言。然则何以《石头记》只有八十回抄本（七十八回本至第八十回止，但其中缺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如果初稿已有全书后半部的故事，这些故事内容是怎样的？其中主要人物，如黛玉、宝玉、宝钗、王熙风等，如何下场？是否和现存高氏所补后四十回内容相符？如有不同，其差异若何？要解决这一大串问题，主要的要凭原本前八十回的线索。这是最可靠的内证。其次是脂评中所说到的后半部内容，这也是极可靠的同时人的证见。脂评对于《红楼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除了供给我们关于作者生平家世的材料外，要算这些有关初稿的消息，尤其是原稿后半部故事的轮廓，最为重要。因为，只有知道了雪芹全部原稿的内容——那怕只是一个大概，我们才算看见了他的思想的全部，而不是把三分之二（八十回）的雪芹思想，三分之一（四十回）的高鹗思想混在一起，当作雪芹的全部思想，张冠李戴，叫他代人受过或无功受禄。根据现有材料，推求雪芹原稿中后半部故事的内容，是我所承担的第四步工作。

三、关于后四十回

以上都是关于《红楼梦》原作的抄本、评者和原稿的许多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一般读者所看的，是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不是前八十回的《石头记》。这一百二十回中的最后四十回是高鹗的补作。关于此点，当时著名的诗人张问陶（字船山，1764—1814）在他送给高氏的诗中说得很明白。他的《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题下自注说：“《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此诗第二联云：“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张氏的话当然可靠，另外还有许多清人的著作，如震钧的《天咫偶闻》，俞樾的《小浮梅闲话》，李放的《八旗画录》，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对此点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刊行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程伟元，在乾隆辛亥（1791年）版的序文中，说他曾多年收集作者（雪芹）的残稿，请人拼凑编辑起来，才有后四十回。而高鹗在他的序文中，也说程伟元把一些残稿请他整理编写，才能使全书一百二十回合成全璧。这些话，过去的红学家认为，都是程氏撒谎，因为他说曾见一百二十回的回目，而现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回目，与前八十回中故事所透露的后半部内容不符。这一点很对，程氏确在造谎。他说收集了近四十回的曹氏残稿。当然也不是真话，因为后四十回故事的内容与前半部的计划和线索不符。但我们不妨追问一下，是不是可能他确曾得到一些少许残稿？高氏续作，有没有采用或根据这些残稿，这是一层；其次，高氏后四十回故事既与前八十回原作的计划和线索不符，则他即使见到残稿，自必经他改写过。既经改写，则必与前八十回有出入之处，则他在编合前八十回时，自不免也要东改西抹，以便和他自写的故事大致相符。这倒是他自己和程氏在引言中承认了的：“书中前八十回……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他们说得那么轻描淡写，似乎不会有大出入，因此从来没有人认真把曹氏原文和高氏改本对照过。可是不对则已，一对同题就多了。不是“间或增损数字”，而是整段整页数百字的删削！而且在1791年冬天排印的“程甲本”中改得不少，到次年春天重排的那个宝贝的“程乙本”中，真是大刀阔斧，横砍竖劈，不但改动许多重要故事，而且一有机会，就加入一些对“当今皇上”颂圣的阿谀。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高鹗为什么匆匆忙忙要干这勾当，他的动机是什么？程伟元老板，为什么不惜工本。在三个月内又把这部大书重排一次？这是在考察今本《红楼梦》全书时，不可避免的最后一步的工作。

四、初步工作的次序

上述五步工作，构成为《红楼梦探源》的五卷。我说“五步”，而不说“五部分”或“五大门”，乃是因为这些都是研究《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初步工作，还没有跨进研究思想问题或文学批评的大门，更不必说登堂入室了。但这五步，却是研究思想或文学批评的奠基工作。我自知小是建筑师，只能把修造上层建筑这份工作让给比我高明的人去担承。我只是一个小工，把基石从山坳水崖找得来。放得平正，已算尽了我的能力。但我知道，修盏在这上面的雄壮的殴堂，却非要有坚实的基础不可。建立这基础也有一定的步骤，不能躐等。所以这五步的次序是：（一）“抄本探源”，（二）“评者探源”，（三）“作者探源”，（四）“本书探源”，（五）“续书探源”。卷首是一章简述“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背景”，卷末是一章“提要与结论”。另有一些次要问题的讨论，则作为四章附录（已出版的英文本只有三章附录，正在准备中的中文版加一章“作者的友好及其著作”，附在第二卷末），分别以类相从，附在各卷之末。

这个次序有它的必要。因为：如果不先说明各个脂评抄本的内容，评语分类和性质，则读者不知“脂评”究竟是甚么。如果不先分析各抄本所根据的原底本，即不能判断任何一个抄本本身的年代，也不能推测脂砚斋当年用了几个本子来写他的评语。如果不分析脂砚所写各期评语的年份，便无法把评中所指之事，和雪芹实际生活中的事迹联系起来。胡适在“新材料”一文中，因未能考定评语的年代，在应用时只好“折中假定”某评在某年。评语有朱笔的，有墨笔的；有些署“脂砚斋”、“脂砚”，有些署“畸笏”、“畸笏叟”、“畸笏老人”；有的插在正文之中，用双行小字，如古书的注解，有的写在眉端，有的灾在中间，有的用大字抄在回前或回后，有的有年月，有的无年月，也有署别人的名字，如“松斋”、“梅溪”、“绮园”之类。这3000多条评语，五花八门的复杂情形，以及在同一回中，脂残本和脂京本的评语多少不同，各条评语长短不同，都需要彻底整理：分别评者，辨析性质，统计条数，排比年月。这是一份繁重细致的工作。但是把这些复杂情况清理出眉目以后，对于解决以下各卷中的许多问题，却有无穷的帮助，以下各卷的论据，全靠这一卷的结论。这是基本的基本，所以是第一步工作。

从评语的整理中，对照两个抄本，我们知道同一条评语此详彼略，一本署“脂砚”，一本署“畸笏”，故知二者是一人化名。从脂砚斋评语中说到他自己亲见“南巡”，而康熙的最末一次南巡在四十六年丁亥（1707年），则知他至迟生于康熙三十五六年左右，要比雪芹大到20岁左右。所以周汝昌君以作者为“宅玉”，比“宝玉”小一岁的“史湘云”为脂砚斋，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氏的说法先有两个假定：一是“自传说”，所以作者曹雪芹即书中。贾宝玉”；二是“史湘云”后来与“宝玉”结婚。但这两个假没都全无根据。其一，书中少年时代的“贾宝玉”的模特儿另有其人，并不是作者自己，这一点以后要证明。其：二，“宝湘结婚”之说，出于一本冒弥“旧时真本”的后人续作，其荒唐与别的续作中宝玉黛玉又投胎再生结婚相同。据脂京本第二十一回评语，宝玉出家为僧时，其妻仍是宝钗，并不是湘云。故宝玉湘云结婚说全不可靠。这两个前提的假设既全是错的，脂砚又及见康熙南巡，比作者大了20岁左右，则脂砚斋即“史湘云”说，全是空想，毫不可信。林语堂在某刊物发表《平心论高鹗》一文，痛骂周汝昌，连为周书写跋文的其兄周缉堂，以及他们已死的父母，都不饶过。但对于周氏那个错误的结论，“脂砚即湘云”，林博士却深信不疑。从这种论学的方法与态度，很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力与品德。

五、棠村序文的发现

《红楼梦》第一回前有一段引言说：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自己又云……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这段文字，向来被人认为是曹雪芹自己作的引言。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既说“作者自云”，便是第三者口气，文中所引“甄士隐”、“贾雨村”、“梦幻”、“通灵”等字，都是第一回回目中所用的字眼。这分明是一段争释回目意义的序言。在脂残本、脂京本和有正书局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中。第二回之前也有类似的一段用大字抄的文字说：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其“演说荣国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此一回〔文〕则是虚敲旁击之文，笔则是反逆隐曲之笔。

此外，在上述两个抄本中，许多回之前尚有类似的文字。在脂京本中，这些回前附文，都用另一页纸单独分抄，字体大小与正文完全一样，但低一格抄。前人都以为这是脂砚斋的“总评”或总批，其实是猜想之词，脂砚在十六回残本第一回楔子的末了“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一句话上面，有朱笔眉批说：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只说：“据此《风月宝鉴》乃是雪芹作《红楼梦》的初稿，有其弟棠村作序。”他只看懂了上一句，却没有看懂下文“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新”是指“增删五次”后的新稿，“旧”正是上文所说“旧’有《风月宝鉴》”之“旧”稿。由于没有看懂这四个字，他便无法知道“故仍因之”一句话中“之”字正指上文棠村所写的“序”。“因”是“因袭”、“沿用”之意（《明杂剧》三集《中郎女》第一出：“章程制度。因者因，创者创，已略略可观。”正是如此用法）。知道了《脂评石头记》因袭了棠村为《风月宝鉴，所作之序，便可以认清楚在《石头记》中许多回前的短文，包括第一回前的引言，其实都是棠村的旧序，是脂砚为纪念棠村之死而保存下来的，并不是脂砚自己的“总评”。但《石头记》中并不是每一回之前都有序，这种情况正可说明：（一）旧稿《风月宝鉴》的回数与“增删”后《石头记》新稿的回数不同。（二）“增删”之后有些回中故事内容不同了。旧序便不适用，不能再因袭下去了，只好割爱。（三）棠村也许还没有回回作序。（四）在雪芹历次修改的过程中，一些有序的原稿也可能失去。

也许有人怀疑，一部书酱通只在前面有一两篇序，怎么每回之前都会有序呢？其实古典文学中常有这现象，不足为奇的。《诗经》和《尚书》每篇之前都有后人作的小序。这是大家知道的。《汉书》每卷都有序，是班固自己作的，不过合在一起放在书末，称为“序传”，所以有人也许不注意。弥尔顿（Milton）的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每卷前面有说明性质的大纲（Argttment），斐尔定（Fielding）的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每卷之前也有一小段扼要评语，也是作者自己写的。

在《脂评石头记》中发现雪芹之弟棠村的小序，把它从脂砚的评语中区别出来，对于研究《红楼梦》成书的过程和此书早期抄本的年代，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现在《石头记》中有序的各回，我们可以推想，其内容大致与《风月宝鉴》旧稿无甚出入。因此，根据棠村小序存于《石头记》中的情形，我们可以约略推知雪芹初稿的情况。并且由序文的内容，可以判断修改时各本分回的情形。一个抄本中所保存的小序较多，则其正文底本的年代必较早。现有四个脂评抄本，一个有正翻印抄本的石印本，保存小序的多寡不等；而最后的全书《红楼梦》，却只有在第一回之前尚保存一篇棠村小序。而且这还是因为后人把它误认雪芹作的“引言”，才能保留到现在。可是，如果把《红楼梦》和《脂评石头记》抄本一对照，便可知道这唯一保存在《红楼梦》中的小序，也已经被高鹗删改了。

脂砚斋因为评了《石头记》多年，把此书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其中有许多回前的小序却不是他作的。他不愿掠人之美，又怀念去世了的棠村，所以在第一回评中即声明：他保存了棠村的旧序，免得读者误会，以为这是他的“总评”。但不幸连一些。红学专家”，还是这样误会了。因为研究脂评，发现了雪芹那位早死的弟弟所写的许多小序，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对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了解是有所帮助的。

六、脂砚斋是谁

脂评既然这样重要，大家当然急于要知道脂砚斋究竟是谁。要解决这问题，只好仍从脂评入手。历来研究脂砚者都不问他的年龄，只好胡猜。所以我的工作是从他的年龄入手。在脂京本中四十三条壬午年（1762年）的评语里，他有时已署名。畸笏老人”，那时雪芹还只40多岁。上文说到他曾见康熙末次南巡（1707年），假定其时他10岁左右（再小便记不清），则他生于1697年左右，到壬午已65岁左右。可以自称“老人”了。他比雪芹，可能大到18至20岁左右。康熙南巡由雪芹的承继祖父曹寅接驾，康熙即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府中，府中事前修盖了行宫花园。脂砚这10岁上下的小孩子既然见到家人接驾，他也必是曹家的孩子。《红楼梦》小说中的人物，脂砚在评中透露，有许多他是认识的；其中故事，有许多他亲自知道的。例如王熙风在尼姑庵中受了3000两银子的贿赂，害死了一对青年男女，还说她不信什么阴司地狱。脂评说：“批书人深知卿有是心。叹叹！”又如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唱戏，贾母命凤姐点戏，脂评说：“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聊聊（寥寥），矣（奚）不悲夫！”第二十五回马遭婆向贾母骗钱，满口胡说，脂砚在评中说：“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混说，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此外，书中人物谈话，脂评常说“亲见”、“亲闻”、“有是人”、“有是语”等等，有时他说明某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三十五年前”等等。他和雪芹的关系密切，也可以从评中看出：有时他和作者开玩笑，有时自称“老朽”，命他改写故事（如秦可卿之死），雪芹写完了一部分，便送给他看，请他批评。有时他的批评倚老卖老，俨然是长辈的口气。例如第五回警幻仙于出场时，作者仿《洛神赋》体描写她的美，脂评说：“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也。”由上种种证据，脂砚无疑是曹家人，是雪芹的长辈，而且深悉书中故事的背景。

七、脂砚斋是“宝玉”的模特儿

——是曹雪芹的叔父

当然，只靠脂评来考察问题是不够的，还须要有别的客观证据互证对勘，才能求出真相。因为对于同一脂评的解释，可能有歧异。有了别的证据，可以把某种解释否定或肯定。

根据清代史料，如曹寅奏折等文件，我们知道曹寅长女嫁于镶黄旗讷尔苏郡王，所以她是贾“妃”，事在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706年11月30日），次年即康熙最后一次南巡。脂残本第十六回记贾妃元春省亲事，棠村的序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胡适看见这条，大为高兴，说：“这一条便证实了我的假设。”什么假设？即是他著名的“自传说”。在《红楼梦考证》中，他有关于“著者”的六条结论，最后一条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是不是雪芹自叙曹家接驾，恰这条“借省亲写南巡”的评语证实了？这位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可惜忘记了年代。那时离雪芹出世，还有八、九年哩！他有什么“昔”可“忆”？省亲故事是曹寅长女（即雪芹姑母）出嫁与康熙南巡的合写。“元春”出嫁和“南巡”二事，雪芹均未亲见，决不能想像当时的堂皇气象来写省亲故事，则其材料必有个来源。脂砚亲见南巡，也见得到曹寅长女的出嫁；且嫁与郡王，其场面也必相当可观。追忆记录并供给这些场面的材料除脂砚外，当无别人。“元春”省亲时不过20多岁，入宫以前教过“宝玉”读书，所以“怜爱宝玉与诸弟不同”（注：贾珠早已天亡。除宝玉外元春何尝又有“诸弟”可与宝玉比较？这证明当脂砚记录素材时，他正想到曹宣有四子，故曰“诸弟”）。这个“宝玉”是“自传说”中的曹雪芹吗？我们且看脂砚在这段文字旁的批语：

批书人领至（到）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l（脂京本十七回，387页）

原来“元春”是批书人脂砚斋的“先姊”，这里的“宝玉”是批书人脂砚自己！请普天下一切“自传说”的拥护者来看此批。第十六回提到为省亲要建大观园事，脂评说：“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处，方见大手笔行文之意。”这是说，雪芹用南巡资料，移花接木，用来写省亲，造别墅，好给宝玉和姐妹们以后住在里面，展开活动，这是文艺创造的杰作。但与自传无关。

少年时代的“宝玉”用脂砚为模特儿（那时雪芹尚未生），除上条批语已由脂砚自己承认外，尚有不少的证据。第二回智通寺门口有一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脂评说：“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可见脂砚在小说中是一个主要人物；在小说的背景（曹家）中，也颇有地位。下联中的“无路回头”，正和雪芹原稿末回的“悬崖撒手”（即宝玉出家）是前后映带的一对。

第三回黛玉初到荣府，作者在她眼中描写宝玉，说他“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脂评说：一少年色嫩不坚牢’，以及‘非天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则此回所写宝玉的形貌，正是脂砚幼时情况，所以一提起来他就伤心。

第九回宝玉要去上学。“忽想起未辞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这本是极寻常的礼貌，原没有什么可批的。但脂砚却郑重其事的批道：“妙极，何顿挫之至。余已忘却。至此心神一畅，一丝不走。”若依自传说，宝玉是雪芹，为什么脂砚一见此句，把忘却之事又记起来，“一丝不走”，而且那样高兴？

上文说到一条评语说宝钗做生日“凤姐点戏，脂砚执笔”。那次看戏的都是女客，只有宝玉是男的，则为凤姐执笔的正是宝玉。

脂残本第五回第11页下《红楼梦序曲》“开辟鸿濛”演唱时，警幻云：“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脂评曰：“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先云“宝玉即个中人乎”，下文则将石头与作者分别言之，知石头非作者，而独不言批者，则因批者即宝玉，故不必重复。

下页曲文中“谁为情种”一句旁脂评云：“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按此条极为重要，“亦非作者，乃石头耳”，则石头与作者正是二人，石头即宝玉，亦即批书人脂砚也。

又脂京本第二十一回评云：“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一条，续《庄子》者乃宝玉，而曰“谓余何人”，则批者之“余”即宝玉。

这样的证据，在评语中还有许多，在这里无需多举，只要说明两点就够了。一、“宝玉”不是雪芹自叙，作者用少年时代的脂砚为模特儿。二、脂砚呼曹寅长女（书中“元春”）为“先姊”，而雪芹为曹寅之孙，则脂砚是雪芹的叔辈。〔注：若谓脂砚（曹硕？竹硐）乃曹宣之子，而书中元春乃曹寅之女，并非亲姊弟而为堂姊弟。故与书中宝玉与元春不尽相符，则须知书中宝玉与元春亦非嫡亲胞姊胞弟。第二十八回宝玉对黛玉云；“我又没有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指探春、贾环），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佼本286页）可知元春与宝玉亦非同父或同母，但小说中假定二人为同父耳。〕

这两条结论是从脂砚的评语中得到的。我们还要看看有无别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些结论。清室豫良亲王修龄的次子裕瑞（思元斋1771—1838），在其所著《枣窗闲笔》中说：“《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又说：“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裕瑞的消息，据他自己说是从“前辈姻戚有与之（雪芹）交好者”得来的，他所指“前辈姻戚”，是他的舅父明义（我斋）和明琳。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中，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他看到的是雪芹给他的一个抄本。明琳也是雪芹的一个交好，《懋斋诗抄》中有一首诗说雪芹在明琳的养石轩中高声谈笑。裕瑞所说“元、迎、探、惜”四“春”是“原、应、叹、息”四字的谐声，现存脂残本第二回评注中。但裕瑞并未指出雪芹“叔辈某人”的“宝玉”，即是写批语的“其叔脂砚斋”，可见他的消息另有来源，倒并不是研究了评语以后所得结论。他从他的舅父明义和明琳所得有关雪芹及《红楼梦》的事迹，和一些评语的内容完全符合。

八、曹氏家世和脂砚斋

雪芹的祖父曹寅，幼时曾伴康熙读书，后为康熙侍卫，历任苏州及江宁织造。他的文化修养很高，喜欢收藏古书，能诗，善画，爱好音乐、戏剧，也写过传奇剧本，刊过善本书。著名的《全唐诗》，清廷即命他主持校刊。因此，他是当时江南文人学士的领袖，彼时许多著名文人，都是他的朋友。他有两个儿子，其一叫“珍儿”的，早殇，另一个叫“连生”，名颙，在寅死（1712年）后继任织造，三年后也死了。曹寅有一个双生的兄弟曹宣，早死，其子女由他教养。曹宣有四个儿子：曹頫，即雪芹之父，曹颀，即曹寅诗中所指“三侄”；另有一“四侄”字竹硐，却不知其名。曹颀幼时即善画梅，曹寅给他的画题了许多诗。曹寅的《楝亭诗抄，卷六有“和竹硐侄上巳韵”，此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已能诗，而且他伯父竟和他的韵，可见他的诗做得很好。这和宝玉十三四岁就能做诗也相像。曹家两代取名字都用《诗》、《书》成语。如曹寅字子清即用《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曹宣字子猷，用《大雅·桑柔》：“秉心宣犹（即猷），考慎其相。”颙字见《小雅·六月》：“其大有颙。”颀字见《齐风·猗嗟》：“颀而长兮。”“竹嗣”之“磵”字不见于六经，始见于《玉篇》。据《正字通》，是“涧”字或体。《卫风·考巢》说：“考榘在涧，硕人之宽。”则竹磵之名当是“硕”字。颙、颀、硕、頫。同辈之名都用同一偏旁“页”。“硕”和脂砚之“砚”，篆文相似。二字都从“石”，所以“宝玉”的故事，即“石头”的故事。雪芹题此书为《红楼梦》，而脂砚却坚持要用《石头记》。如上述推论不误，则脂砚斋是曹宣第四子，名硕，字竹硐，从小即会做诗，大概是宣子中最小而最聪明，深为曹寅所爱。

曹寅死后，由其子曹颙继任织造，但颙任职三年后，在1715年又死了。曹寅更无他子，康熙命曹宣长子頫承继曹寅为嗣子，使他继任江宁织造之职。所以曹頫的儿子曹霑（字雪芹）成为曹寅的孙子，而脂砚斋却是他的亲叔父。曹頫任织造到雍正五年（1727年）冬，被免职，次年曹氏被抄家，曹頫等迁往北京。

九、曾雪芹的生卒年

解决了“脂砚斋是谁”这个大问题以后，对于雪芹身世和《红楼梦》书中许多问题，都有很大帮助。其次要考察的，是雪芹的生卒年。他的卒年有两种说法：一说“壬午除夕”，一说“癸未除夕”。第一说根据1774年一条脂评，说他“壬午除夕泪尽而逝”（引见前）。壬午除夕是1763年2月12日。但雪芹好友敦敏诗集有一首诗请他在癸未上巳前三日（1763年4月12日）去喝酒，可见他没有死。敦诚挽雪芹的诗是甲申年（1764年）初做的，诗中自注说：“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可见雪芹的儿子在上年（癸未，1763年）秋冬之际死去，雪芹在上年得病数月，除夕去世。这个“除夕”是癸未除夕（1764年2月1日），不是壬午除夕。甲申春，敦敏也有一首吊雪芹的诗。周汝昌断定脂评中的“壬午”是误记，这是对的。照我的推算，脂砚在1774年已经80多岁，记忆也不大好了，容易把干支的推算弄错。但“除夕”却不会弄错。胡适根据脂评，硬说敦诚的诗是隔了一年多才做的，他说：“怪不得诗中有‘絮酒生刍上旧垌’的话了。”胡适不认得“垌”字，他望文生义，以为即是“坟墓”。垌字其实只有一个意义，即《尔雅·释地》所释：。林外谓之垌。“旧垌”是说“乡下那个老地方”。因为雪芹住在郊外，死在郊外。胡适也不懂得这句诗中的两个主要典故，“絮酒”，“生刍”，都是指新丧的吊唁（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徐穉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这且不说。敦诚甲申年的吊诗自注明明说：“（雪芹）前数月……感伤成疾”；怎么一个人在“前数月”得病，一年多前已死了？

确知雪芹卒年以后，则其生年可以用他卒时的年龄推算，敦诚的吊诗说他。四十年华付杳冥”，因此周汝昌认为他死时40岁，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如依此说，则曹家1728年被抄后迁至北京时，他只有4岁。脂砚在甲戌（1754年）抄阅再评《石头记》，他只30岁。脂砚共评此书八次以上，每次隔两、三年（从第三次起，每次隔三年，即：丙子——己卯——壬午——乙酉）。依此推算至第六次。再评在1754年，则初评1751年或1752年。彼时雪芹已“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则10年以前雪芹开始写此书只有18岁，似乎不可能。这并不是说雪芹没有这样的早慧和天才，而是书中所表现作者的饱学，决不是一个20岁以下的青年所能有的。从许多脂评，也可以证明这年龄是不可能的。例如第三十八回宝玉听说林黛玉要喝烧酒，“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一条1754年或更早的脂评说：“伤哉！作者犹记矮（左幽右页）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如曹雪芹生于1724年，则20多年前他还不到10岁，大概不会酿酒；即使会，也是儿戏。不至于用在宴会上。又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时托梦给凤姐，有“树倒猢狲散”之语。脂砚在1762年一条评中说：一树倒猢狲散，之说，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这一句成语，是曹寅活着时常说的，后来变成了谶语。他的文友施瑮在他死后怀念他的一首诗中说：“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自注说：”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第16页）脂评说三十五年前是1727年，即雍正五年，正是曹頫被黜之年，此时曹寅已死了15年了，但其当年“对客佛语”，竟成谶语：这年曹頫免职“树倒”，次年春天被抄，“猢狲散”了。雪芹生于曹寅死后，当然没有亲闻曹寅此语，必是他父亲被黜时觉得奇祸将临，才又重复说着此语，他才听到。但如依周说，他生于1724年，则其时他才3岁多，决不能了解此语所含惨痛的意义。再看敦敏送雪芹的诗：“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旧梦忆繁华。”又：明义的《读红楼梦》诗的序文：“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亦指雪芹所记为南京事。如果他在1728年被抄家后到北京时才三四岁，则决不能记得在南京时的什么“风月繁华”。可见敦诚诗中所谓“四十年华”，只举成数。事实上在诗中也不可能说明确数。我们可以推想雪芹离开南京时，年龄至少已10多岁，但不知确数。幸而在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中，有《伤芹溪居士》一首七律。题下自注说：“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据此，我们可以推定他卒时大概是四十八九岁，但仍不能定为四十八或四十九。

我以为他卒时年四十九，所以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这一年曹寅的独子曹颛死了，曹寅更无他于可以继袭织造之任。曹家因历年招待康熙历次南巡，亏空很大，如无人继袭织造一职，势必破产。所以康熙命曹宣之子曹頫承继曹寅为嗣子，俾能继袭织造之职。雪芹名霑，是一个不常用的字。此字最初见于《小稚·信南山》：“既霑既足，生我百谷。”是指上天的恩泽。扬雄《长杨赋》：“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则引申为皇上的天恩。后来这个字几乎只有这个狭义的用法。如唐李邕被任为淄州令后的《谢上表》说：“雨露恩深，霑需及于萧艾。”从雪芹命名为“霑”，我们推想和这一年康熙敕令其父曹頫为曹寅嗣子，因而得袭此织造肥缺有关。其唯一解释，即雪芹之生，正在康熙敕令来到的前后，为了表示感谢皇上的恩泽，曹頫把他的新生儿子命名为“霑”。

十、结束语

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约略谈一谈我怎样解决有关《红楼梦》的几个基本问题，已经用起了这许多篇幅，而且每一问题牵涉的方面这样多。我虽然力求叙述得简单，但仍旧是头绪纷繁，十分复杂。许多方面，自然说得不够，读者如果仍有不明白的地方，较细的解释只好看我的原书。而且很抱歉，在中文本出版以前，此时只有一个英文本可参考。至于有关曹雪芹原穑中许多问题，如他的早期稿本中故事与《石头记》有何不同，其未完成原稿中主要及次要人物的下场与高氏后四十回有何不同等等，只好从略。此处只能说：黛玉病死，宝钗与宝玉成婚，宝玉后来出家，大致如此，但其中有袭人婚后来侍候宝钗，蒋玉函供奉宝玉，宝玉“解放”所有丫头等等。最后贾家败落极惨，不但抄家，而且宝玉、王熙凤等都被捕下狱，后来由红玉（即小红）、茜雪两个丫环设法帮助救出。贾琏把凤姐休（离婚），她回娘家，死在南京。巧姐被卖为娼，由刘姥姥救出，嫁与板儿为妻，自食其力。末了一场大火，把宁荣两府、大观园烧得精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全家人口四散，有的到乡下坟地边种地。只有贾兰用功读书。谋得官职。但其母李纨不久即亡。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悲剧，其伟大壮美，真可以比古希腊的任何大悲剧而无愧，与高氏续作的什么“沐皇恩”“延世泽”，连杀了两个人的恶霸薛蟠，也居然用钱向官府赎了出来，贪赃枉法的贾雨村，也居然遗遥自在，完全不同。

在我写作此书三年的过程中，承国内、英国及国际间许多朋友的帮忙。有的绝版了的书，承他们把自己的藏书送给我，自然，英国朋友帮助最多，他们替我看稿子，提意见，安排出版步骤，还有一位留英的日本太太替我打字，我永远感谢他们。

1961年12月3日夜，英国牛津大学

（原载《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

8月1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提出：“宣传部门应多读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文工团反映现代生活，不错。又说，《杨门女将》、《摆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谁说服不了他们。”

1963年

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也讲到了《红楼梦》，他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他们是奴隶主，一共三十三个人，写封建剥削只有两处。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很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四大家族的。”又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

5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话赞扬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他说：“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他还风趣地说：“《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说，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贾家不就是这样垮下来的么！”在这里，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因而把它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

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国际形势，他说：“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设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附注］“百脚之虫，死而不僵”，见《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

1964年

2月13日，毛泽东召开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

［附注］李白（701—762），唐朝诗人，有《李太白文集》。

杜甫（712—770），唐朝诗人，有《杜少陵集》。

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有《韩昌黎集》。

王实甫，元朝戏剧家，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等杂剧。

罗贯中，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者。

蒲松龄（1630或1640—1715），清初文学家，有《聊斋志异》。

毛泽东在谈到学校出试题事，他说：“我主张先出一些题公布，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红楼梦》出20个题，如学生能解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独见，可以打100分；如果20题全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独见的，给50分或60分。”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间衰落的。

毛泽东多次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他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据徐中远说，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逢先知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我们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用后退给我们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

这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大部分大都摆在游泳池会客厅里。卧室里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我们看到，这些书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上述资料表明，从1964年8月18日北戴河谈话以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

在其他各种场合，毛泽东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五遍。”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1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中，就有20多种。只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似断旬的标点。圈画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画。

与王海蓉谈话。毛泽东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写得很好，可以学习他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凤姐这个人写得很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里说的是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说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说的是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薛宝钗家）。”

1965年

7月3日，毛泽东为减轻学生负担作出批示，其中指出：“不要像《红楼梦》中林黛玉、贾宝玉那样多愁善感，脆弱多病，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我们的青少年要像树木一样的坚强，不要像花草一样的脆弱！”

秋，毛泽东写《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附注］“天地翻覆”，见《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正闹的天翻地覆，没个开交。”

1966年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剧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1967年

10月12日，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中，还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

1969年

秋，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浙江的文艺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在他亲切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时，一个演员反映说：“现在的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不像歌剧。”他认真倾听意见，说：“你唱一段老越剧给我听听吧。”演员立即唱了越剧《红楼梦》的一个唱段，他表示曲调好听，微笑着说：“调子还是高昂的嘛。再唱下去吧。”演员回答：“下面不会了。”他和蔼地说：“那你找些唱片来我听听。”他仔细调查研究，亲自审听了大量越剧音乐。

1973年

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谈话中还谈到《红楼梦》的一些细节描写。他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附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见《晋书·刘元海载记》。随，随何；陆，陆贾。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武将。

据许世友回忆：毛泽东在接见我时，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的中文合印本交给我转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并嘱咐我也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问我：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我说看了。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我回答说：坚决照办。毛泽东接着指出：中国古典文学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

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很有兴趣地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引以为证。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

1975年至1976年

7月14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此次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目标：“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

毛泽东对王熙凤的评价甚高，认为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称赞她有战略头脑。一次他风趣地举例说：“王熙凤处理尤二姐‘事件’，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哟。”他还说王熙凤善使两把杀人不见血的飞刀。“你看，她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至死不悟。”就是以这样的标准，他不止一次评说过《红楼梦》。令小孟惊异的是，主席虽已80多岁的高龄，但记忆力却还是非同寻常，甚至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出自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有时，还将各家不同评说进行比较，可见他对这部书的特殊喜爱与熟悉。

［附注］王熙凤处理尤二姐事件，见《红楼梦》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王熙风弄死贾瑞事，见《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一次毛泽东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孟夫子，你读过《红楼梦》吗？”“别的书没看过，这本书还真看了一遍。”小孟回答。“噢，读了《红楼梦》，那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这本书好看吗？”主席像是对一个几岁的孩子在说话，显得非常和蔼。“有的地方挺好看，刘老老进大观园，那段写得挺有意思，有的地方也看不太懂。”“是啊，《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也还是没有看懂，这个不奇怪嘛！”“主席，我怎么读到最后，看到他们的家族四分五裂、家境败落时，心里有点儿同情呢！”小盂向主席谈了自己的感受。“是吗？不仅你有同情，我也有同情呢，但又一想，就不同情了。荣国府、宁国府的败落，只不过是暂时丧失了吃入的权力，这个府与那个府的此起彼落，不过是狗咬狗的输赢，同情是大可不必的。”“我同情林黛玉，可不喜欢贾宝玉，他对那么多女孩都好，这叫什么事啊，一点都不专一。”小孟又提出了个话题。“林黛玉有句话讲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哩。但是她的小性儿也够人受的，贾宝玉，是个很有性格的男孩哩。他对女孩好，那是因他觉得女孩受压嘛。大观园里的女孩总比那些男人干净得多，你还不懂贾宝玉。”

毛泽东和孟锦云等看过电影《红与黑》后，对护理自己的孟锦云说：“你去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着看一遍，这样，也许会更有意思。”孟锦云照此办理，还做了读书笔记。日后，她在和毛泽东交流中，特别从领袖那似乎浸不经心的读书笑话里，细心咀嚼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在潜心研究《红楼梦》，并把它同西方的《红与黑》相联系。他曾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毛泽东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吗？”小孟点点头。“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主席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

“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点胆子还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毛泽东常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聊天。有一天他对小孟说：“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会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是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

第一回句：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是身前身后事，倩谁寄〔记〕去作传奇〔奇传〕？

第一回 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第一回 《好了歌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中堆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方谓他人命不长，如何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住日后作强梁。择膏粱，准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纷纷一似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二回 句：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两幅）

第五回 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第五回 《飞鸟各投林》一首：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岂〔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五回 句：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两幅）

第五回 句：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天寿皆（寿天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第五回 《终身误》句：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及〔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第十七回 句：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也〔亦〕香。

第二十八回 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尊〔波〕咽满喉；照不见〔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断的青山隐隐，流不尽的绿水悠悠。

毛泽东与《红楼梦》

盛仰红

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一部好书，要精读它。

他欣赏《红楼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给了它很高而又是恰如其分的定位。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

他说得幽默风趣，但也洋溢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

人口众多，1956年，我们已是6亿人口的大国，名列世界第一；

历史悠久，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这也是世界无与伦比的古国；

与之可以并列的，却是一部《红楼梦》。

遍被华林，它所沉淀的中华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也是世界罕有的名著。

《红楼梦》确是可以为中华民族骄傲的。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红楼梦》，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对红学的阐述和研究，也是对人类世界的一大贡献。

《红楼梦》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红楼梦》的？

从现有文字记载，他看《红楼梦》，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同类小说都要迟些。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毛泽东少年的乡邻，没有《红楼梦》藏书；民间通常收藏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谓“家里藏书不须多。只须《水浒》和《三国》”；（二）《红楼梦》文字曲折缠绵，不易为少年接受和阅读。但是善于思考、更富于联系现实生活的毛泽东，当他走出韶山冲，接触到《红楼梦》，他就不断产生出新的思维。

大概在辛亥革命后长沙求学期间，他已经读《红楼梦》，此后不久，他就已将《红楼梦》当作历史读了。他说：“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在上井冈山前夕，他该是深谙《红楼梦》了。在山上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说。《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发前人之所未见，那也是20年代初期俞平伯、顾颉刚等学者讨论《红楼梦》所未涉及的。他对《红楼梦》已形成了独到的见解。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他曾谈论《红楼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他也和作家及干部解说《红楼梦》；

在陕北行军到西柏坡，他又和警卫战士讲解《红楼梦》；

50年代初期，他读《红楼梦》，对周围工作人员说：“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也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述，如周汝昌、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以及青年学者论文，如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由是点燃一场全国范围上层建筑领域对旧红学的批判，这在《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圈里也是史无前例的。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多次提及《红楼梦》，甚至风趣地说：“对《红楼梦》出20题，如学生能解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独见，可以打100分。”他还要高级将领读《红楼梦》，再次发出号召：“《红楼梦》最少读五遍。”

毛泽东自己就说：“我至少读了五遍。”他说，只有读五遍，才能懂。

他曾经说，读《三国演义》或《水浒》要读三遍才能懂。

《红楼梦》竟还得增读二遍。

足见这部小说有丰富的内涵。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读得最多的一部书就是《红楼梦》。

他也曾说：“《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还是没有看懂。”真是学无止境啊！

“不动笔墨不读书。”他仍保持青少年时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在书上批批改改，现所知的，就有一部5000余字的《红楼梦》眉批；他喜欢在书上圈圈点点，见存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在字里行间，就画了不少圈圈。

因为重视和嗜好，毛泽东也注意《红楼梦》的版本价值。在北京中南海书房，他收藏有多种《红楼梦》版本，晚年还常将10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阅读。70年代初期，还让有关部门组织学者核校《红楼梦》，以期有一部最合作者原意的《红楼梦》定本问世。

书内有四大家族，你知道吗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都蕴含有抒情言志托意的内涵，而《红楼梦》别树一帜，鲁迅就说它：“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和变迁》）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见解，是和鲁迅灵犀相通的。但是，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对《红楼梦》认识和研究，更是把它置放在20世纪文化大背景的平面上作审视和评定。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变化时代，毛泽东用政治战略家的明睿眼光分析解剖《红楼梦》，以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放进现实社会圈去寻找答案，因而得出很多为他人未有的卓见。比如他把《红楼梦》比作认识封建社会的镜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67年10月12日，在与外宾谈话时，他就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就此，他把《红楼梦》定位是社会政治小说，推翻它是“情场的忏悔”的“自然主义杰作”，等等。而此中最独特的，是他在红学圈中首次提出《红楼梦》的总纲是第四回四句话，还有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都是须加以注视的，它们乃是弄懂《红楼梦》的主心骨。

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与毛岸英谈《红楼梦》，就提出了“读《红楼梦》要掌握要点”，并指出，这部书的纲是书中的四句话：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就是所谓“护官符”。

毛泽东后来多次地指出，这是读《红楼梦》的总纲。

现见的他所藏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四回影印本的这段话上，用铅笔画了三个圈圈，并在此段话后紧跟着的写门子向贾雨村介绍，“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一段旁密加圈画，由此足见毛泽东的思维定势。

毛泽东所说的纲，是他对《红楼梦》的创见。这也是研究《红楼梦》的一家之见。

就像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第五回的十二金钗是总纲；也有学者提出第一回那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为纲。

见仁见智，学术百家争鸣，可以诸说不一。毛泽东以第四回为纲，“书内有四大家族”等等识见，丰富了红学内容，人们由此由表及里，细心体察，自可获得更多的启迪。

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

毛泽东曾说过，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对作家说的，它也适宜于学者圈，这是对精神文明领域所有的人们的勉励和期望。它也意味着作家和学者从事写作要严谨、认真，要有社会生活，“板凳要坐十年冷”。《红楼梦》是曹雪芹一人耗费10年心血写成的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要耗费成倍的心血。有浮躁心理和短期行为是不可能也不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的。但这也是对任何一个读者说的，人的一生。能够读懂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那也是不错了。因而，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精读《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红楼梦》。”

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

《红楼梦》写了荣国府大观园为核心的四大家族圈，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也有丫环仆妇走卒帮闲，社会百态，世间诸行，真可谓是形象地写活了200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

毛泽东对于《红楼梦》的人和事了若指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从他的文章和言谈中常常可以找到《红楼梦》人物的音踪和语言的痕迹。

毛泽东说《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

他特别提及的，有贾宝玉、林黛玉和王熙凤。

他欣赏贾宝玉的“叛逆精神”，“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头的”，“贾宝玉要是生在今天，是参加革命了”。他能背诵书中林黛玉所写的诗；但却从历史唯物观视角对他们解析。早在1951年在与周世钊等教育工作者谈话：“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他高度称赞《红楼梦》对王熙凤的描绘，“凤姐就写得好”，“王熙凤善使两把杀人不见血的飞刀”。

毛泽东也提及《红楼梦》其他人物，如薛宝钗、探春、贾母、贾政、薛蟠和刘老老。

在中国古典小说圈里，《红楼梦》的语言是最精炼、朴实的，它是中华文字作形象思维颇为恰切的一部小说。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里，充分应用《红楼梦》语言，且将它们作为教育人民、启导人民和交流情感的工具，诸如他经常采用的就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大有大的难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等等，化腐朽为神奇，他将这些出自贵族王孙之口的语句，运用自如，竟作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文字运载体，真是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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