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奥娜住在父母家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城市。那是间大房子，可以望见海湾，在格兰特看来，显得豪华而凌乱，地毯在地板上拱着，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亲是冰岛人—是个有权势的女人，有着泡沫般的白发和愤愤不平的极左派的政治观念。父亲是个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德高望重，在家里快乐地服从，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听奇怪的长篇大论。各种各样的人，不论富有或贫寒，都在发表这些言论，来来去去，不断地争辩，协商，有时还带外国口音。菲奥娜有自己的小车和一堆开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没有参加女生联谊会，她家里的这些活动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这个。联谊会对她来说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样，尽管她喜欢放《四位起义将领》那张唱片，如果她想让某些客人感到紧张，有时也会放《国际歌》，音量放得很高。有个表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在追求她—她说他是西哥特人—还有两三个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轻实习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们开玩笑，也拿格兰特开玩笑。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他们的乡下话。他认为她向他求婚或许也是个玩笑，那是在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滨。沙子吹打着他们的脸，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们脚下。

“你觉得好玩吗—”菲奥娜叫喊着，“你觉得我们结婚会好玩吗？”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远也不想离开她。她朝气勃勃，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离开家前，菲奥娜注意到了厨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时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为不会有了。”她有点气恼和迷惑地说，一边擦着灰色的印子，看起来像是用油腻的蜡笔涂的。

她说她以后不用再做这个了，因为她没带那双鞋。

“我想我整日都会穿戴整齐，”她说，“或者半整齐，有点像是在酒店里。”

她洗了刚用过的抹布，挂在门内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后穿上金棕色毛领滑雪夹克，里面是高领毛衣和定做的淡黄褐色宽松裤。她个高肩窄，虽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洁漂亮，长腿长脚，纤细的手腕和脚踝，还有那小得几乎显得有点滑稽的耳朵。她的头发是乳草绒般的浅色，已经从淡金色变成了白色，格兰特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她还披在肩上，像她母亲一样。（格兰特自己的母亲为此感到有点吃惊，她是小镇上的寡妇，在医院做接待员。菲奥娜的母亲留着长长的白发，这甚至比房子的状况更能向她传达，对于态度和政治观点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奥娜骨骼小巧，蓝宝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亲。她的嘴微微翘起，现在她涂了口红来突出自己的嘴唇—这通常是离开家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她像极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讽刺。

一年多以前，格兰特开始注意到，家里贴满了黄色的便条。那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她总是把东西写下来—收音机里提到的书名，当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写下来—他发现时间安排得十分准确、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和格兰特共进早餐。

新的便条内容不太一样。贴在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难道她就不能打开抽屉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吗？他想起战争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巡逻的德国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狗都戴着“猎狗”的标志。为什么？捷克人问，为什么？德国人说，因为那就是条猎狗。

他正要讲给菲奥娜听，然后又想到还是不讲为好。他们总是会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这次她不笑呢？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了镇上，从电话亭打电话问他怎么开车回家。她穿过田野散步，撞进了林子，最后沿着篱笆墙回来了—绕了很远的路。她说她相信篱笆总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真是令人费解。她说起篱笆的事就好像是在开玩笑，况且，她能毫不费力地记住电话号码。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她说，“我想我是精神错乱了。”

他问她是不是在吃安眠药。

“即使吃，我也不记得了。”她说。然后又抱歉地说，这话听上去很轻浮。

“我确信没有吃什么药。或许是维他命。”

维他命不管用。她会站在门口，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要去哪儿。她烧菜会忘记开炉子，或忘记往咖啡壶里倒水。她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座房子里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是十二年前。

她说：“那太令人震惊了。”

“她总是有点这个样子，”格兰特对医生说，“一次她把大衣忘在储藏间了，完全忘了。从那时开始，我们总会去温暖的地方过冬。然后她说这是刻意安排的，虽然很无心，她说那就像她丢弃的一种罪一样，就像有些人让她对毛皮大衣产生的感觉一样。”

他试图解释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劳—他想解释，菲奥娜对这一切的吃惊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种例行的客套，而并非是在掩饰一种私密的乐子，仿佛她没有预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冒险，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游戏。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游戏—胡言乱语的方言，他们自己虚构的人物。菲奥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语的哄骗（他不能告诉医生这些），不可思议地模仿她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他的女人们的声音。

“是的，那么，”医生说，“或许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恶化的趋势之前，我们真的说不清楚。”

有一段时间，贴什么标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菲奥娜不再独自去买东西，格兰特一转身她就会从超市里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几个街区以外的路中央时把她带走了。他问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后他问她国家总理的名字。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后她出了错，问他是否见过博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她几年前收养的两条俄国狼狗的名字，是从朋友那边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们的余生。她接受它们可能是因为她那时恰巧发现自己也许不能生育。输卵管堵塞或扭曲什么的—格兰特现在记不得了，他总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去世。当她带它们出去散步时，狗的长腿和柔软的毛发、温柔而不屈服的窄脸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里，格兰特自己刚到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钱尽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欢迎），在某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因为另一个突发奇想的怪念头而与他结婚的，一个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接受照顾和爱护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饭时间，她对他说：“你知道你得把我怎么办吗？你得把我送到那个地方。浅水湖？”

格兰特说：“草地湖。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开心竞赛，“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头，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他说即使要考虑这条路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种实验性治疗。休息疗法。

有条规定说十二月不收病人，节日期间总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们决定一月的时候去。路上开了二十分钟。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湿坑洼的乡间道路现在已经完全结冻了。湿地橡树和枫树把阴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栏杆一样。

菲奥娜说：“啊，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过是在月光下面。”她说。

她说的是那次他们在夜里出去滑雪，在满月下，滑过布满黑色条纹的雪地，这个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进入。他们听到树枝在严寒中开裂的声音。

那么如果她能够生动准确地记得那些，她又会有什么大问题呢？

他努力控制才没有掉头开回家。

院长还向他解释了另一条规则。新病人第一个月不允许接受探访，大多数人需要这段时间来安定下来。这条规则实施以前，人们请愿，哭泣，发脾气，甚至那些自愿来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们开始后悔，请求回家。有些家人会受影响，会把病人带回家，可情况并未好转，六个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后，所有的麻烦又会重新上演。

“然而我们发现，”管理者说，“如果他们独自留下，通常最后会像糊涂虫一样快乐。你实际上要哄着他们上车去城里，要他们回家看看也是一样。那时再带他们回家就完全没问题了，待上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担心赶不回来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楼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那太困难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去二楼的。”格兰特说。

“不会，”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

他们几年前去过草地湖几次，去看法卡先生，一个老单身汉农场主，他们以前的邻居。从本世纪初起，他就一直独自住在一座通风良好的砖房里，除增加了冰箱和电视，其他都一成不变。隔上一段长短恰当的时间，他就会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欢讨论他阅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南极开发或火器的历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后就只谈论那里的日常情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探望尽管令人愉快，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社交上的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到处弥漫的小便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低矮阴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摆在走廊壁龛里的塑料花。

现在那个建筑不见了，尽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种华而不实的城堡式建筑代替了，成了某些来自多伦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拱顶的房子。空气中充满了宜人的松香，很多真正的绿色植物从巨大的瓦罐里伸出来。

尽管如此，在不能见到她的这漫长难挨的一个月里，格兰特还是想象着菲奥娜在那座旧楼里。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比他和母亲去拉纳克郡看望亲戚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十三岁；比杰姬·亚当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们就要确定恋爱关系了。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希望找到那个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似乎对他的频繁来电感到好笑，但是她给他的报告比别的护士要充实。

菲奥娜感冒了，对于新来的人这并不罕见。

“就像小孩子开始上学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会接触一批新的细菌，一段时间内什么病都可能染上。”

然后感冒好些了。她不用抗生素了，似乎也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迷糊了。（这是格兰特第一次听说抗生素和迷糊的事。）她的胃口不错，她似乎喜欢坐在日光房里，也喜欢看电视。

旧草地湖让人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里，电视都会扰乱你的思路和谈话。一些牢友（那时他和菲奥娜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人的，而不是称之为住客）会抬起眼睛看着电视，有些人对着电视说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着，温顺地忍受着它的攻击。他记得，在新楼里，电视都放在分开的客厅或卧室里。你可以选择看或是不看。

所以菲奥娜一定是做出了选择。看什么呢？

他们生活在这座房子里的那些年里，他和菲奥娜一起看了不少电视。他们窥探了镜头所能触及的每一种兽类、爬行类或海洋生物的生活，还追了几十部类似十九世纪优秀小说的情节剧。他们渐渐迷上了有关百货公司生活的英国喜剧，看了很多次重播，以至于连对白都能背下来了。他们为真实生活中去世或转行的演员悲伤哀悼，欢迎这些演员重返舞台，如同人物再生一般。他们看着导视员的头发由黑变白，最后又变黑，简陋的背景却从未改变。但是背景也在消失。最终，背景和最黑的头发就如同从伦敦街道上飘来的灰尘钻进了电梯门下面的缝里，都消失了，这其中的悲哀似乎比《经典剧场》[1]中的任何悲剧都更能影响到格兰特和菲奥娜，所以他们没有等到结局就不再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了些朋友。她真的要从自己的壳里出来了。

那是什么壳？格兰特想要问，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为了给克里斯蒂留下好印象。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会让留言机录下来。他们在社交场合偶尔见到的人，不是近邻而是住在附近乡下的人，和他们一样退休了，这些人离开时往往无人注意。住在这里的最初几年，格兰特和菲奥娜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在乡下过冬是全新的体验，他们要对房子进行大量的修缮工作。然后他们想到也应该趁条件允许的时候出去旅游，他们去了希腊、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人们会以为他们现在也是去旅行了。

他用滑雪来锻炼身体，但是从来不会走到湿地那么远的地方。他在房子后面的田野里滑来滑去，等太阳落山，整个乡间的天空呈现粉红色，似乎被边缘发蓝的冰浪环绕着。他数着在田野里绕了多少圈，然后回到阴暗的房子里，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看电视新闻。他们通常都是一起做晚餐，一个人准备饮料，另一个生火，一边谈论他的工作（他在写传奇的挪威狼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世界尽头吞掉奥丁神的伟大的魔狼芬力斯），还谈论菲奥娜正在阅读的任何东西，以及他们在亲密但又独立的一天里各自的思考。这是他们可爱的亲密时刻，尽管上床之后也当然会有五到十分钟甜蜜的身体接触—往往并不是以性爱为目的的，但是让他们确信性爱还存在。

在梦中，格兰特给一个他视为朋友的同事看了一封信。信来自一个他好久没有想起的女孩的室友，写得道貌岸然，充满敌意，哀怨中含着威胁—他认为写信人是潜在的女同性恋。他与女孩本人的分手是体面的，她似乎不太可能闹事，更不要说自杀，而这封信却显然是在苦心孤诣地告诉他相反的情况。

这位同事属于这样的丈夫和父亲，他们最早扔掉领结离开家，每晚在地上的床垫上与迷人的年轻情妇消度，他们来到办公室或是课堂，衣冠不整，带着麻醉药和焚香的气味。但是现在，他对这种恶作剧抱否定的态度，格兰特回想起他实际上娶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像别的妻子一样被带去参加派对，生小孩。

“我不会笑你的。”他对格兰特说。格兰特不觉得他什么时候笑过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尽量让菲奥娜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格兰特动身去草地湖找菲奥娜—旧的草地湖—结果却进了阶梯教室。大家都在等他去上课。坐在最后最高一排的是一群身穿黑袍，目光冷淡的年轻女人，都在哀悼，痛苦的目光凝视着他，没有一刻从他身上移开，不记也不在乎他说的任何话，表现得很露骨。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很安静。她把阶梯教室变成了派对上的一个角落—她总能发现的一个孤岛，喝着掺了矿泉水的酒，抽着普通香烟，讲着关于她的狗的笑话。她和她的同类一起与潮流抗衡，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在黑暗的阳台上演的一幕幕只不过是幼稚的喜剧，仿佛纯朴就是时尚，而沉默就是福祉。

“噢，呸，”菲奥娜说，“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谈论如何自杀。”

但是光听她这么说是不够的—事实上，这让他很恐惧。他担心菲奥娜是错的，某件恐怖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东西—黑色的环在变粗，收拢，绕住他的气管，笼罩在房间顶上。

他把自己从梦中拖出来，开始理清真实和虚幻。

曾经有过一封信，还有“老鼠”这个词用黑油漆写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菲奥娜得知一个女孩因为苦恋他而痛苦万分，就说了和梦中类似的话。同事没有搅和进来，黑色长袍的女人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也没有人自杀。格兰特的名誉没有受损，事实上，想到几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算是轻易脱身了。但是有谣言流传开来。人们对他的冷淡和轻蔑变得很露骨了。他们没收到什么圣诞晚会的邀请，新年是独自度过的。格兰特喝醉了，没有人逼他—谢天谢地，也没有犯认罪的错误—他向菲奥娜许诺了新的生活。

那时他感到的耻辱是被愚弄的耻辱，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耻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改变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么感觉的—现在是新的改变，她们说发生的事和原先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因为无助和迷惑而联合起来，她们被整个事件伤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开心。甚至她们采取主动时，也只是因为形势对她们不利。

没人会承认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那样称呼自己的话—和梦中责骂他的男人相比，他连一半的战利品或情感纠纷都没有）的生活中会有善意、慷慨甚至牺牲的行为。也许一开始没有，但是至少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次为了迎合女人的骄傲和脆弱，他献出了更多的爱—或更强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爱都要多，以至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对是伤害、利用和摧毁自尊等罪名的控诉。还有欺骗菲奥娜的罪名—他当然是欺骗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对待妻子那样离开她，真的会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尽管其他地方有令人不安的要求，他从来都没有停止与菲奥娜做爱。他从来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和她在一起。没有为了在旧金山或马尼图林岛的帐篷里过周末而精心编造的故事。他麻醉剂用得很少，也不多喝酒，继续发表论文，为委员会工作，事业进展顺利。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抛弃工作和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是养蜜蜂。

但是那样的事毕竟还是发生了。他提早退休，退休金便缩了水。在他的大房子里独自度过了一段茫然困惑而恬淡寡欲的日子后，他那个心脏病专家岳父终于溘然辞世。菲奥娜继承了财产和一座位于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农庄，她父亲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放弃了志愿者服务医院协调员的工作（在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就像她说的，实际上人们的麻烦与吸毒、性或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角无关）。新生活就是新生活。

博里斯和娜塔莎已经死了。一个先病死了—格兰特忘了是哪一个—接着另一个也死了，跟伤心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们参加越野滑雪。他们虽然不是很善于交际，但还是渐渐有了些朋友。不再有兴奋的调情，晚餐聚会上不再女人把光光的脚趾伸进男人的裤腿里往上爬，不再有放荡的妻子们。

不公平的感觉渐渐消退，格兰特可以认为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女性主义者和那个不幸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谓朋友们恰逢其时地把他推了出来，从一种事实上就要变得得不偿失的生活中推了出来，而那种生活也许最终会让他失去菲奥娜。

要去草地湖做第一次探访的那天早上，格兰特早早就醒了。他浑身充满了肃穆的麻刺感，就像以前和一个新女友第一次约会的早晨一样。这感觉并不是真的和性有关。（后来，当见面成为例行公事，就完全和性有关了。）有一种发现的期待，几乎是一种精神的扩展。还有胆怯、谦卑和警觉。

他出门太早了。两点钟之后才允许探访。他不想坐在停车场等，所以把车开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雪已经开始消融。还有大量的残雪，但是初冬炫目严酷的风景已经破碎了。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满是孔洞的雪像田地里的垃圾。

在靠近草地湖的镇上，他发现了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花。他以前从来没有给菲奥娜送过花，也没有给任何人送过。他走进草地湖，感觉就像一个没指望的求爱者或卡通片里内疚的丈夫。

“哎呀，这么早的水仙花，”克里斯蒂说，“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她在他前面走到厅里，走进一个餐具室，或者也可能是厨房，打开灯，找了一个花瓶。她是个胖乎乎的年轻女人，已经对自己的身体自暴自弃了，除了头发。浓密的金发，是鸡尾酒女招待的风格，蓬松华丽的发型，或者是脱衣舞娘的发型，顶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上。

“在那边，”她说，点头示意他去大厅那边，“名字就在门上。”

真的就在装饰着蓝鸟的名牌上。他不知道是否要敲门，然后敲了敲，打开门，叫她的名字。

她不在。橱柜关着，床很平整。床头柜上除了一盒克里奈克斯面巾纸和一杯水，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照片或图画，也没有书或杂志。也许那些都得放到壁橱里。

他回到护士站，或者叫接待处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克里斯蒂说：“不在吗？”一副吃惊的表情，他觉得是在敷衍。

他犹豫不决，抱着花。她说：“好吧，好吧—我们把花放在这里。”她叹着气，带他沿着大厅走，好像他是第一天上学的差生，然后来到一个很大的中央区，那里有教堂一样的天花板，地上铺了地毯，阳光从巨大的天窗里透进来。一些人靠墙坐在安乐椅上，其他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人们看起来都还不错。年老—有一些老到差不多需要坐轮椅了—但是很体面。过去，格兰特和菲奥娜探访卡法先生时，看到过一些令人不安的场面。老女人下巴长着胡须，有人的暴眼像烂李子；流着口水的人，走路摇摇晃晃的人，疯狂讲话的人。现在好像最糟糕的情况已被清除了。或许使用了药物和外科手术，也许还有一些治疗畸形、语言和其他方面失禁问题的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几年前还不存在。

不过，有一个非常忧伤的女人坐在钢琴旁边，用一根手指敲着琴键，没能弹出什么曲调。另一个女人，从咖啡壶和一堆塑料杯子后面盯着看，看起来厌倦透了。但她应该是雇员—她穿着和克里斯蒂一样的浅绿色裤子套装。

“看见了吗？”克里斯蒂轻轻地说，“你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尽量别吓着她。记得她也许不—好了，去吧。”

他看到菲奥娜的侧面，靠一张牌桌坐着，但是没有在玩。她的脸有些浮肿，一边脸颊上松弛的肌肉掩蔽了嘴角，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她在看坐得最近的男人玩牌。他把牌竖起来，这样，她就能看到了。当格兰特走近桌子时，她抬起头看。他们都抬头看—所有在桌上玩牌的人都抬起头看，显出不悦的样子。然后又立刻低头看自己的牌，仿佛是想避开侵扰。

但是菲奥娜笑了，还是那种局促、狡黠而迷人的歪嘴笑，她把椅子推后，转过身来向他走来，把手指放到嘴上。

“桥牌，”她小声说，“严肃得要命。他们很痴迷。”她把他拉到咖啡桌旁，闲谈起来。“我记得在大学里有一阵子也是那样。我和朋友们会逃课，坐在公共休息室里抽烟，拼命玩。其中一个人叫菲比。我不记得其他人了。”

“菲比·哈特。”格兰特说。他想象着那个平胸的、黑眼睛的小巧女孩，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菲奥娜和菲比，还有其他人都被笼罩在缭绕的青烟中，如女巫般专注。

“你也认识她？”菲奥娜问，朝一个面容呆滞的女人微笑。“你喝点什么，来杯茶吗？恐怕这儿的咖啡没有多少了。”

格兰特从不喝茶。

他不能伸出胳膊搂住她。她的声音和微笑，尽管和以前一样熟悉，却有某些异样，似乎她是在守卫那些玩牌的人，甚至那个管咖啡的女人，不让他靠近—同时也在守卫他，不让那些人的不悦影响他—这些都让他不可能去拥抱她。

“我给你带花了，”他说，“我想它会给你的房间增色。我去过你的房间了，但你不在。”

“是啊，我当然不在那儿，”她说，“我在这儿。”

格兰特说：“你交新朋友了。”他朝着刚才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点点头。这时，那个男人抬头看着菲奥娜，她转过脸来，要么是因为格兰特说的话，要么是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

“是奥布里，”她说，“好笑的是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在商店工作，就是那个我祖父经常去买东西的五金店。我们总是开玩笑，可是他没有胆量约我出去。直到最后一个周末，他带我去看球赛，但是球赛结束后，我的祖父出现了，开车接我回家。我是去那儿过暑假的，看望我的祖父母—他们住在农场上。”

“菲奥娜，我知道你祖父母住在哪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以前住的地方。”

“真的吗？”她问。她没有全神贯注，因为那个玩牌者在看她，用的不是恳求的眼神而是命令的眼神。他和格兰特年龄差不多，或者老一点。密而粗的白发耷在前额上，皮肤像皮革一样，但是很苍白，白里发黄，像起皱的旧山羊皮手套。他忧郁的长脸显得很有尊严，有一种强壮、气馁的老马的美。但是有了菲奥娜的关注，他没有了气馁。

“我还是回去吧。”菲奥娜说。最近有点发胖的脸上透出一丝红晕。“他觉得没有我坐在旁边他玩不了。真可笑，我已经几乎不会玩了，恐怕得请你原谅了。”

“你们很快就完吗？”

“噢，应该是吧，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你去客气地问那个看起来很严肃的女士，她会给你一些茶。”

“我没事。”格兰特说。

“那我得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你能自己找点乐子吗？这里的一切对你一定很陌生，不过你会很奇怪自己怎么那么快就能适应。你会认识每个人，只是有些人总是迷迷糊糊的。你知道—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谁。”

她溜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对着奥布里的耳朵说了些什么。她用手指轻敲着他的手背。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在大厅里碰到了她，她正推着推车，上面有一些装苹果汁和葡萄汁的大罐子。

“稍等一下，”她边说边把头伸进一扇门里，“里边有要苹果汁的吗？葡萄汁呢？曲奇饼呢？”

他等着，她灌满两个塑料杯子拿进屋里，然后出来，把两块竹芋粉曲奇饼放在纸盘里。

“嗯？难道你看到她参与到大家中间不开心吗？”

格兰特问：“她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谁？”

他无法确定。她可能在开玩笑，那就是她的风格。她最后那个小伪装出卖了她，和他讲话的语气仿佛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新住客。

他不确定那是不是就是她假装的事情。他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伪装。

但是玩笑一过，她难道不会跟着他，嘲笑他吗？她不会就这么回到纸牌游戏中，肯定不会，就那么装作忘记了他。那太残忍了。

克里斯蒂说：“你只是来得不是时候罢了。她正忙着。她在忙着玩游戏。”

“她都没在玩啊。”他说。

“是啊，但是她的朋友奥布里在玩呀。”

“那，奥布里是谁呢？”

“就是他。奥布里。她的朋友。你想要果汁吗？”

格兰特摇摇头。

“噢，看呀，”克里斯蒂说，“他们形成了这种依恋。有一阵子了。就是像铁哥们一类的。这是一个阶段。”

“你是说她真的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吗？”

“也许是。今天不知道，然后明天—谁知道呢，是吧？情况总是在反反复复，我们没有办法。你经常过来就会了解这些了。你会学会泰然处之，一天一天慢慢习惯的。”

一天一天。但是情况并没有反反复复，而他也没有习惯那种方式。倒似乎是菲奥娜慢慢习惯了他，但只是把他当作某个对她有特殊兴趣的常客，抑或当作一个讨厌的人，根据她过去的礼数规则，她不会让你意识到自己很令人讨厌。她用心不在焉却礼貌友好的态度对待他，那就足以成功地阻止他提出最明显最必要的问题。他不能问她是否记得他是她结婚快五十年的丈夫。他觉得她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尴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她会不安地笑，用她的礼貌和迷惑不解来羞辱他，结果会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认。或者她会用一点都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肯定或否定。

克里斯蒂是他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护士，其他一些护士把整件事当作笑话。一个粗鲁的老家伙当面嘲笑他：“那个奥布里和那个菲奥娜？他们真的很痴情，是吧?”

克里斯蒂告诉他说，奥布里是一家除草剂—“所有那类东西”—公司在当地的代理商，将产品卖给农场。

“他是好人。”她说，格兰特不知道这是说奥布里诚实、大方、善良，还是说他声誉好，衣着讲究，开名贵的车。很可能兼而有之。

然后她说，他在不是太老，甚至都没退休时，受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伤害。

“一般是他妻子照顾他。她在家里照顾他。她只是暂时把他放在这里，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她姐姐想要她去佛罗里达。看，她很艰难，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他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去某处度假，他撞上了什么东西，比如某种虫子，让他发了可怕的高烧，然后昏迷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问她这些住客之间的感情问题。他们会不会太过分？他现在能够以宽容的语气说话了，他希望这样就不用听没完没了的斥责了。

“那要看你是什么意思。”她说。在思考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时，她不断地在记录本上写着。等她写完，会抬头看着他，坦率地笑笑。

“好笑的是，我们这里的问题经常出现在那些彼此并不友好的人们中间。也许他们并不认识对方，比如，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以为老男人会试图爬到老女人的床上，但是要知道，有一半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老女人追求老男人。可能是她们还不太疲劳，我想。”

然后她收起了笑容，仿佛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或者太麻木不仁了。

“别误会，”她说，“我不是指菲奥娜。她是位淑女。”

那么，奥布里呢？格兰特想要问。但是他想起奥布里是坐轮椅的。

“她真的是个淑女。”克里斯蒂说，语气那么确定和令人信服，以至于让格兰特不安起来。他想象着菲奥娜穿着网眼花边的蓝带子长睡衣，开玩笑似的掀起一个老男人的被子。

“噢，有时我想知道—”他说。

克里斯蒂厉声问：“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伪装。”

“什么？”克里斯蒂问。

大多数下午，都能在纸牌桌旁边找到那一对。奥布里手很大，手指很粗，拿牌很困难。菲奥娜洗牌，帮他出牌，有时迅速地摆正一张似乎要从他手里滑落的牌。格兰特会在屋子另一边观察她轻快的动作，开心机敏的道歉。当她的一绺头发碰到他的脸颊时，他可以看见奥布里会像丈夫一样皱眉。只要她在旁边，奥布里就宁愿忽略她。

但是每当她微笑着向格兰特打招呼，把椅子推到后面，起身给他倒茶—表明她认可他有权在这儿，可能还略微地感觉对他有点责任—奥布里的脸上就会呈现出惊慌失措的阴沉表情。他会让牌从手指间滑落到地板上，让牌局泡汤。

所以菲奥娜必须忙活着，把一切理顺。

不玩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沿着大厅散步，奥布里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抓住菲奥娜的胳膊或肩膀。护士认为那是个奇迹，她能把他从轮椅上弄下来。虽然走长一些的路—去大楼一端的暖房或另一端的电视间—仍然需要轮椅。

电视似乎总是调到体育频道，奥布里喜欢看任何的体育运动，但他最喜欢的显然是高尔夫球。格兰特不介意和他们一起看。他隔开几个椅子坐着。大屏幕上，一小队观察员和评论员跟着选手在宁静的草坪上行走，在恰当的时间爆发出拘谨的掌声。但是当选手挥杆，球沿着孤单的指定路线划过天空时，周遭一片寂静。奥布里和菲奥娜和格兰特，可能还有其他人，坐在那里屏住呼吸，然后是奥布里首先打破沉默，表达满意或失望之情，之后菲奥娜会随声附和。

暖房里就没这么安静了。这一对在最茂盛浓密的热带植物间—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树荫—找到座位，格兰特勉强控制住自己不要闯入。与叶子的沙沙声和飞溅的水声混合在一起的，是菲奥娜轻柔的谈笑声。

还有某种咯咯的笑声。是谁的笑声呢？

也许谁的都不是—也许是来自角落笼子里一只鲁莽俗丽的鸟。

奥布里可以讲话，尽管声音可能和过去不一样。他现在似乎在说什么—几个不甚清晰的词。小心。他在这儿。亲爱的。

喷水池蓝色的池底落了一些许愿硬币。格兰特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投币。他盯着这些五分、十分、二十五分的硬币，心想它们是不是黏在了瓷砖上—这是这座建筑另一个让人鼓舞的装饰。

一些十几岁的少年在玩棒球，他们俩坐在露天看台的最顶端，与少年的朋友们保持距离。他们中间有十几块几寸长的光木头，黑暗降临，仲夏傍晚的凉意突如其来。他们的手轻轻掠过，腰臀游移，目光从来没有离开球场。如果他穿着夹克，他会脱下来披在她窄窄的肩膀上。在夹克下面，他可以把她拉近自己，张开手握住她柔软的胳膊。

不像现在，小子们第一次约会就可能把手伸进她的裤子。

菲奥娜的胳膊瘦弱而柔软。青春期的欲望令她震惊，闪过她轻柔崭新的身体里所有的神经。夜色在球场里被点亮的扬尘之外渐渐变浓。

草地湖镜子不多，所以他看不见自己暗中的潜行和追踪。但是偶尔他会想到，自己这样跟踪着菲奥娜和奥布里，是多么愚蠢和可怜，也许都显得精神错乱了。与她或他当面对质，他毫无胜算。越来越不自信他有什么权利在场，但又无法退出。甚至在家里，当他在书桌旁工作，清扫房间或必须铲雪时，他头脑中某种滴答作响的节拍器也装在草地湖，装在他下一次的探访上面。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执拗的孩子，在无望地追求，有时又像那些在街上跟踪名女人的无赖，相信有一天这些女人会转身，认可他们的爱。

他尽了很大努力，把探访限定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他还让自己观察这个地方的其他事情，仿佛他是个无拘无束的探访者，进行某种视察或社会研究的人。

星期六有一种假日的喧闹和紧张。家人成群结队地来访。母亲通常是负责人，她们像开心而坚决的牧羊犬，带领着男人和孩子们行进。只有最小的孩子不理会这些。他们马上注意到了大厅地板上绿色和白色的方块，他们选一种颜色的方块走，其他的跳过。大胆一些的会试图挂在轮椅后面搭便车。有一些孩子就算挨了骂也要玩这些游戏，不得不被赶回车上去。一些大孩子或父亲是多么开心和求之不得地自愿带他们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探访中逃脱了。

是女人负责让谈话继续下去。男人在这种情境中感到恐惧，十几岁的孩子感到受了冒犯。被探访的人坐在轮椅上，或者拄着拐杖歪歪斜斜地，或者孤立无援、僵硬局促地走在队列前面，为自己高涨的人气自豪，但在这种紧张和压力下，他们或是眼神空洞，或是绝望地唠叨个不停。被各式各样的外来者簇拥着，这些住客的确看起来不像正常人。女性下巴上的胡子可能被连根刮掉，烂眼睛可能会用布条或墨镜遮起来，不恰当的话语可能会用药物控制，但是呆滞的表情和眼神，痛苦的僵硬还在—仿佛人们满足于就这样成为自己的记忆，最后的相片。

格兰特现在更理解法卡先生的感觉了。这里的人—甚至那些不参加活动，只是坐着望着门或窗外的人—头脑里都过着忙碌的生活（更不要说他们的身体了，肠道里不祥的蠕动，浑身上下遍布的剧痛和刺痛），一种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探访者描述或暗示的生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推动轮椅或想办法移动，希望能碰到可以展示或谈论的东西。

暖房是可以炫耀的，还有大电视屏幕。爸爸们认为那很不一般。妈妈们说蕨类植物漂亮极了。很快，大家都围着小桌子坐下来吃冰淇淋—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们会拒绝，他们已经恶心透了。女人们擦掉老人颤抖的下巴上流淌的食物，男人们把目光移向别处。

这种仪式一定会带来某种满足，有一天，也许甚至是十几岁的孩子也会为自己来过而感到高兴。格兰特对家庭不在行。

似乎没有子女或孙子孙女来看望奥布里，而他们也玩不了纸牌了—桌子被冰淇淋聚会占领了—他和菲奥娜就远离这些星期六的大游行。暖房人太多了，他们没法说悄悄话。

当然，那种谈话可以在菲奥娜关闭的门后进行。格兰特不能敲门，尽管他在那里站了好一阵子，盯着门牌上的迪斯尼鸟，心里翻腾着紧张、恶毒的厌恶。

或许他们会在奥布里的房间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儿。他越是探索，就发现越多的走廊、休息空间和坡道，他还是会在漫游中迷路。他会拿某张图画或椅子做地标，可到了下一周，他选择的地标似乎都换了地方。他不想对克里斯蒂说，免得她认为自己也精神错乱了。他想，这种持续的变化可能是为了住客着想—让他们的日常锻炼更有意思。

他也没有说，有时他望见远处的一个女人，他认为是菲奥娜，但转念一想又不可能，因为那女人穿的衣服不像。菲奥娜什么时候喜欢上了明亮的花上衣和电光蓝便裤？有一个星期六，他朝窗外张望，看见了菲奥娜—一定是她—推着奥布里，沿着冰雪消融的石板路散步，她戴着傻乎乎的羊毛帽子，穿着印有蓝色紫色卷儿的夹克，就是他在超市里看见当地妇女穿的那种。

事实上一定是他们不想费心整理尺码差不多的女人们的衣柜。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女人们反正也认不出自己的衣服。

他们也给她剪了发，剪掉了她天使般的光环。有一个星期三，一切趋于正常，纸牌游戏重新开始，女人们在手工艺室做绸花，或时装娃娃，没有人在周围晃来晃去，纠缠或欣赏她们。奥布里和菲奥娜又出双入对的了，这样，格兰特就可以和妻子短暂地说一会儿话，友好而令人抓狂。他对她说：“他们为什么剪掉你的头发？”

菲奥娜把手放在头上检查了一下。

“为什么—我的头发还在呀。”她说。

他想他应该查一查二楼是怎么回事，那里看管着的人们，用克里斯蒂的话说，彻底失去了心智。那些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人，对着路过的人抛出怪问题（“我把我的毛衣忘在教堂了吗？”）的人显然只是失去了部分心智。

还不够格。

有楼梯，但是楼梯尽头的门上锁了，只有工作人员有钥匙。除非有人从桌子后面按电钮，否则没人能进入电梯。

失去心智后他们做什么？

“有些人只是坐着，”克里斯蒂说，“有些人坐着哭。有些人想把房子喊塌。你不会真的想知道吧。”

有时他们会恢复过来。

“你从他们的房间进进出出一年，他们都不认识你。然后突然有一天，噢，嘿，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他们又一下子完全恢复了正常。”

但是好景不长。

“你以为，哇，恢复正常啦。然后他们又犯病了。”她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在他过去工作的镇上有家书店，他和菲奥娜一年去一两次。他独自回到那里。他不想买什么，但他还是写了书单，选了几本书，然后买了另一本他偶然注意到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一本介绍十九世纪一位去冰岛旅游的女士画的水彩画的书。

菲奥娜从来没有学会她母亲的语言，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用这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故事的尊敬—格兰特在职业生涯中教过或写文章研究过，并且现在还在写文章研究的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叫作“老纳吉奥”或“老斯诺里”。但是在最近几年，她对这个国家本身发生了兴趣，她看了一些旅游指南。她读威廉·莫里斯的游记，还有奥登的游记。她并不是真的打算去那里旅行。她说天气太恶劣。而且她说—应该有一个地方，你思考过，也很了解，也许还心驰神往—但是从未亲眼见过。

当格兰特最初开始教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文学时，他班上都是常规的学生。但是几年后他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已婚妇女开始回到学校。她们不是想要提高自己，以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仅仅是想让自己有比日常家务和嗜好更有趣的东西来思考，丰富自己的生活。也许随之而来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教授她们这些课程的男人们成了她们丰富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男人对这些女人来说，比她们为之煮饭和一起睡觉的男人更神秘，更令人渴望。

所选择的科目通常是心理学、文化史或英国文学。有时也有人选考古学或语言学，但是当难度增加时就放弃了。那些报名学习格兰特课程的人，也许像菲奥娜一样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背景，或是从瓦格纳或历史小说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挪威神话的知识，还有少数人以为他教的是凯尔特语，对这些人来说，所有凯尔特人的东西都带有神秘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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