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流光溢彩的时代。当是时，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社会稳定，民丰物阜；文治武功，睥睨当世，超越前代。文学、宗教、艺术从太宗发端，长盛不衰，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光照千古的巨人。璀璨夺目的盛唐文明，即使在千余午后的今天，仍然让人们仰慕、激动不已。

1、光耀千古的诗坛

诗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的作者众多而且大师辈出，仅清人《全唐诗》及今人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就收录诗人3600余人，诗作5．5万余首。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可谓空前绝后。

唐初的诗文，仍是继承齐梁传统，文讲骈偶，诗重浮艳。到了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初唐四杰”开始摆脱了齐梁的诗风，在题材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在形式上探索了音韵的格律，为唐诗的独特风格开辟了道路。他们的文章还不能摆脱骈偶的格局，但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氏檄》，指陈形胜，或嘻笑怒骂，都已改变了齐梁文章的意境。略晚于“四杰”的有陈子昂。《感遇诗》38首是他的代表作。相传诗人王适读了他的诗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柳公权、杜甫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此后，唐诗的创作进入繁荣阶段。

开元年间，大唐盛世达到了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学——古近体诗，也达到了最高峰。开元时期，天下安宁，土大夫生活富裕，人有制得佳篇秀句，即传诵人口，流播远近。有些诗人所作被采入乐章，名登朝廷，为官方所敬重。在当时，作诗是成名的捷径。因此几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诗。大诗人接踵而出，每个大诗人都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盛唐的诗，是诗的顶峰。

是啊，还能有哪个王朝当得起“诗的王朝”之名呢?无论是帝王与布衣，文人雅士与贩夫走卒，抑或闺中女子与沙场男儿，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着，只有唐朝才拉得出这么一支庞大的诗人队伍。就连盗贼遇上了诗人，也礼让三分——他们要的并非诗人羞涩囊中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银两，而是一首诗。居然连唐朝的盗贼都是这么风雅?

盛唐空前繁荣的文化，哺育出一位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诗仙，这便是李白。李白自幼读书，才华横溢，成绩不凡。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亦称他“十岁通五经”。

李白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他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充满了迥落天外的想象和生动的比拟；他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语出惊人；结构谋篇大开大合、跌宕起伏。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因此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真美。

李白最让后人仰慕的是他傲世独立、刚直不阿的性格。他多次以大鹏自比，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颐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多次以大鹏自比，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颐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玄宗的赏识。李白来到长安，时年42岁。他先是拜见年迈的太子宾客贺知章，贺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贺知章再向皇帝推荐，玄宗立即接见了李白。这无疑是轰动京城的新闻。皇帝对于李白礼节甚重，亲自“降辇步迎”，还为他“御手调羹以饭之”。可见皇帝对于这位大诗人是相当敬重的。玄宗还对李白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这应当是李白平生最为荣光的一段经历了。

李白在长安时，还曾留下过《清平调》诗3首，写到了盛唐美女杨玉环。

那是一个繁花盛开、牡丹吐艳的季节，玄宗和太真妃到兴庆宫龙池东沉香亭前赏花。著名歌手李龟年手捧檀板，要为皇帝和太真妃献歌一曲。玄宗那天很有兴致，他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于是叫李龟年带着“金花笺”到李白那里，请他填首新词。李白“欣然承旨”，立刻援笔写了《清平调》三章：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这三首像诗又像词。诗人以比、兴手法，以名花比喻“倾国”美人，热情地赞颂了太真妃。所谓“群玉山头”与“瑶台”写的是道教的仙境，似为点出她女道士身份。当时学道求仙成了朝野的共同风气，当女道士是颇为时髦的。李白与玉真公主就有直接往来，写了《玉真仙人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御》等诗篇。由此推知，李白颂扬太真妃不是偶然的。

玄宗接到《清平调》三章后，非常重视，也非常满意。他立刻令人为之谱曲，让李龟年放声歌唱。玄宗亲自调玉笛以倚曲，太真妃也欣喜异常，她还曾为之“笑领歌”。

这时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安于平静的人，也不善长官场应酬。于是一年以后，他便上疏求去。天宝三年，李白又离京远游。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独立的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他以才气写诗，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有不可代替的不朽地位。杜甫称道他的艺术成就，说他“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称李白诗“无敌”、“清新”、“俊逸”，兼庾信鲍照二人之所长，自己愿意和他杯酒论文，推崇可谓备至。李白是诗坛上浪漫主义的大师，一千多年来，一直享有“诗仙”之美誉。他有诗集传世，其中《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是最为有名的篇章。

王维也是盛唐时期的代表性诗人之一。王维于开元九年进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20余年。王维始终在朝作官，与贵官交接往来，文名极盛。当时李白未来长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只有王维一人。王维在开元天宝时期，被公认为文宗。他擅长音乐，尤能弹琵琶，进士及第后，即任太乐丞，正是用其所长。王维所作五七言绝句，与李白同为唐人绝唱。二人都擅长音乐，制成绝句，容易合乐，因之传播既广，享名亦大。《太平广记》载王维与亲王贵主往来，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乐工往见贵主奏位，大蒙称赏。贵主读王维所献诗卷，惊骇地说，这些都是我平时诵习的诗篇，以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里。王维仕途颇顺，又身为富豪，享尽隐居闲适的乐趣。

王维所作的近体诗，谨守声律，却意态萧散，闲适无碍。他的五七言绝句，最为歌者所乐于采用，不只因为这些诗容易合乐，更重要的是，这些诗符合开元天宝时期的社会人文心理。范摅《云谷友议》说：“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岁余。征人云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丞制，至今梨园唱焉。”范摅是唐懿宗时人，唐末梨园还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影响之深远。

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又一盛唐大诗人，后人论诗往往“李杜”并称。杜甫生活的年代略晚于李白、王维，文学活动也略后于李王二人。杜甫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尊称为“诗圣”。

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却一生穷途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三吏”、“三别”、《兵车行》、《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表现民生疾苦的诗作。

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往往感同身受，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是身世之感，还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1400多首诗中，律诗占70％以上。杜甫的律诗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充分发挥了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他的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4个字。所谓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杜甫是用才力写诗而达到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巅峰，他自己也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达了对李白、杜甫文学成就的崇敬。

2、边塞诗里的王朝

在大唐代数百年的时间里，唐诗没有落寂的时候。每个阶段，都有一些自标一格，不蹈袭前人的杰出诗人出现。他们共同汇聚为唐诗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也使唐诗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一座高峰。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而诞生的边塞诗，寥寥几笔，却如曲曲动人心弦的乐章，咏唱着一个个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

如果说盛唐的诗坛如同一个乐团，那么其中有边塞诗人豪放的军旅进行曲，有田园诗人清逸的天籁雅音，还有李白男高音一般高亢嘹亮的歌喉。这是一幕大戏，人物众多，曲调各异，然而激昂的主旋律却总是那么磅礴大气——这是盛世的长歌。

唐王朝在诗歌文化上的造诣，是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唐王朝的这批诗人，把诗歌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为后人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诗歌巨匠，不管是在盛世太平的“贞观之治”，还是在唐朝末年的动乱时代，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颇高的诗人。诗歌在唐王朝被分为多个流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还有以王昌龄、岑参、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些不同流派的发展，把唐王朝的诗歌文化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初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是郁勃。当时天下甫定，一统王朝的元气正徐徐上升。但整个说来，尚觉力不从心，国家时遭侵袭，因而边塞诗中常常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愤激之情，同时伴有沉重的压抑之感。这种郁勃特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强敌入侵的愤然抗击，一是对于时事政治的喟然长叹。前者的代表是骆宾王，后者的代表是陈子昂。他们都不止一次地从军出塞，对边塞生活描绘逼真，感触深沉。

盛唐边塞诗反映得主要是气势磅礴的边塞战争，赋予它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雄大气象。诗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军旅英雄，描绘了无数具有传奇色彩的战争，表现了唐军克敌制胜的巨大威力，激荡着一种气吞骄虏的雄风；尚武风习。投笔从戎成为反复鼓吹的主题。许多诗对效忠君国作了热情的赞许，更对武功作了热烈的颂扬。与此同时，普遍贬斥和亲；自信观念。诗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常常把破敌立功看得非常容易。在写战争的苦难时，也具有一种雄浑的底蕴，怨气之中含有豪气，因而并不使人感到低沉；开创心理。

盛唐人志向高远，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战斗决心。诗人们对边地的奇景奇事，充满激情，诗的境界多有创新。另外还常看到一种无畏的“拿来”神，对塞外的乐舞、风俗、物产等多所赞美，对民族友谊有许多感人的描写。以上诸端，使盛唐边塞诗赢得了崇高的赞誉，人们从中看到了民族伟力的进发。

高岑为首的边塞诗派，或铺陈描绘着塞外的奇致景观，或尽情抒写着慷慨的报国之情，或擦拭着对故园怀想的一滴男儿泪。高适毫不遮掩对功名的追求，坦荡自信地写出自己想干一番轰轰烈烈地事业的雄心。岑参更构思奇险，妙笔生花，写出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的诗篇，“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黄沙莽莽黄人天”，三句一韵的诗一气呵成，不事停滞。诗家夫子王昌龄，七绝与李白携手比肩，更有悲壮之歌，其“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气，“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志，令人热血沸腾。王之涣的一曲《凉州词》，琅琅上口，一举奠定了他名家的地位。还有李颀、崔颢等人，也唱着同样的边塞之歌，这正是泱泱大国神采奕奕的盛唐气象。

王昌龄和当时著名的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殷璠《河岳英灵集》把他举为体现“风骨”的代表，誉其诗为“中兴高作”，选人的数量也为全集之冠。这些都可见他在诗坛上的地位。王昌龄是专攻七绝的高手，有“七绝圣手”的美誉。他的诗歌无论写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格调或高昂开朗，或清刚苍凉，或雄浑跌宕，或爽丽自然，总有一种刚健之美。

王昌龄的边塞诗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其着眼点往往不在于具体的战事，而是把边塞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各个视角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内涵、饱满的热情，赋予边塞诗生气。他的名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被后人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其原因就在它不但具有丰厚的内涵，而且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另一杰出代表。高适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使，他的诗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如其《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诗歌中的豪侠气质直透纸面，其快意人生、立功边塞的英雄形象傲然而独立。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对外战争的优势随之丧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土沦丧，无力收复。诗人们常常对庸懦的朝廷给予辛辣的讽刺。为光复旧物，诗中时时发出深沉的怒吼，表现出昂扬的斗志；时而又传来悲愤的叹息和凄凉的哀怨。旧时的换兵制度已经废毁，边愁乡思成为诗中的突出主题。对征戍之苦的描写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佳篇杰构。在整个创作中，理想的光辉逐渐淡弱，现实的色彩愈益加浓。诗中多写战士的苦难，其中对血与死的描绘尤其令人触目惊心。把边塞与死亡连在一起，成为习见现象，英雄主义的热情日趋消冷，人道主义的新潮代之而起，对凡庸军将的批评更为尖锐突出，为土兵的呼号更见痛切。与此相呼应，景物描写也常显出一片萧瑟悲苦，沮丧、绝望情绪十分浓重。

从“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诗》其三十五)、“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年少行》其三)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忠贞精神；从“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李益《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一往无前、虽死无憾的无畏精神；从“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前出塞》其六)、“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于濆《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同情士卒、泪尽泣血的人道精神；从“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娑取封侯”(高適《九曲词》其三)、“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李白《塞下曲》)等诗句中，人门看到了一种横扫敌患、靖定边尘的进取精神。此外，边塞诗中还出色地描写了祖国边疆的壮伟风光和兄弟民族的友好隋谊。无数优秀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些积极思想，是—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足资我们借鉴、继承。

大唐边塞诗对后世影响深远，受到历代人们的高度重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到激动人意”，首标“征戍”。明代李攀龙、王世懋、胡应麟，清代沈德潜等评选唐诗，几乎都将边塞诗作列为冠首，由此可见它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群芳灿烂的唐代诗苑中，边塞诗确是一丛奇葩，十分引人瞩目。尽管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滥觞，唐以后亦赓续未断，但是，能够在诗坛上发生如此重大影响、形成如此恢宏局面的，却只有唐代。所以我们说，大唐边塞诗是卓然独立的。

3、佛教文化盛极一时

佛教是对中国人民影响较深远的一个宗教，当它完全渗透到人民生活的精神层面时，它便不再只是宗教，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走入时光回廊，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好像看到玄奘的身影，循他的足迹，再走一趟大半个丝路版图。大漠孤烟，雪地冰天，人烟渺渺，涉水攀山，若不是有惊人的体魄和毅力，又如何穿越过这重重的险山恶水，心底的万水千山?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最充分的一个时期。除儒家思想之外，佛教也空前繁荣。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消化、吸收和广泛传播，到隋唐时期已经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唐代，全国各地的寺庙和僧侣已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各种寺庙建造不绝，规模日益恢宏。史书载，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耗费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太宗时，五台山上造的金阁寺极为华丽，史书称“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所费巨亿”。武宗于会昌五年(845)灭佛，据记载，“天下所拆寺，四百六十余所，还俗僧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从另一角度说明当时佛教发展的程度。

佛经翻译事业的发达，是唐代佛教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德宗时圆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称，当时已有佛经2447部，7399卷。唐代佛经翻译事业的发达，主要得力于像玄奘这样的人物。他一生中，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几占唐代新译经书总数的半数以上。与玄奘同时代，还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著名翻译大家。当时的翻译制度已趋完善。朝廷设的译馆，名手云集，并有专职官员协助工作，“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翻山涉水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向天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上个世纪，一曲《敢问路在何方》，唱热了国人的心，也唱热了神话《西游记》。《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小说，叙述了唐僧在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的帮助下到西天取经的故事。那些神奇的故事都是虚构的，而《西游记》里的唐僧历史上确有其人，是被广泛误读了的玄奘。

玄奘是唐代著名的翻译家、探险家和佛学大师。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俗姓陈，名讳。因为他精通印度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也叫他“唐三藏”。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的哥哥也在洛阳净土寺当和尚。玄奘时常到净土寺玩耍，13岁那年。受剃度做了和尚。从此以后，他就和哥哥常在一起，诵读佛经。他很聪明，而且废寝忘食地研究经典，他15岁的时候，不但能背涌《涅槃经》，而且还能讲解。

唐朝初年，玄奘到四川研究佛经。他看遍了国内的佛经资料，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为了了解经典的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于是玄奘又回到长安，向外国人学习梵文，筹集旅费，作出国的准备。

虽然当时出国不用办签证，但中国的西部地区还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政府严禁百姓私自出境。玄奘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公元627年秋天，他跟随一些商人由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道路。快到玉门关的时候，玄奘骑的马死了，跟随他的两个小和尚也跑了，后面官府的差役又追了上来，玄奘躲在客店里，不知如何是好。瓜州的州官李昌出于佩之心，放玄奘出关了。玄奘又惊又喜，赶紧离开客店，奔向玉门关。

玄奘只身在沙漠中前进，一天中午，来到第一座烽火台。他正在马旁喝水，突然飞来一箭。玄奘急忙朝着烽火台大喊：“我是长安来的和尚，要到西天取经，请你们不要射箭。”守卫烽火台的官兵弄清了玄奘的来历，都很敬佩，送他过了烽火台。到了第四座烽火台，烽官(守卫烽火台的将官)还留他住了一夜，给他准备了干粮和清水。

玄奘又继续赶路了。沙漠中间，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寒风似刀。有时候因为气流的急剧变化，会看到幻影，明明望到人群马队，走近了却又什么也没有，行人以为是妖魔鬼怪。沿途到处是人马遗骨，断剑折枪。玄奘走了一百多里路，口喝难忍，停下来喝水。不料，在取皮囊的时候，一失手，整个皮囊里的水全洒到沙漠上。茫茫黄沙，一望无边，玄奘忍着极度的干渴，走了五天，最后昏倒在沙漠中。半夜过后，凉风习习，玄奘清醒过来。幸好前面不远就是一片绿洲，清清的泉水，嫩绿的野草，使他脱离了险境。又走了两天，终于走出大沙漠，经过伊吾(今新疆哈密)，到了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王本是汉人，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很尊敬玄奘，苦苦请求玄奘留下来说法。玄奘说：“我远游是为求佛，现在被大王阻留，大王只能留住我的身体，却留不住我的精神。”高昌王还是不让他走，他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高昌王深受感动，答应送他西行，送给他衣物、干粮、挑夫和三十匹马，还给沿途各国写信，请他们保护这位远行的高僧。

玄奘带领人马，越过雪山冰河，冲过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碎叶城(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受到西突厥可汗的接待。从此以后，一路顺利，通过西域各国，公元628年夏天到了天竺。在这里，他看到许多高大的鸵鸟，看到150尺高的石像和1000多尺长的石刻卧佛像，还看到成群的巨象往来运输。他几次横渡恒河，遍访佛教史上的古迹。他访问了伽耶城，那里有一棵5丈多高的菩提树，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经在这棵树下苦修，他到了佛经中所说的西天灵山，参访了释迦牟尼说法的地址。这些实地的考察，使玄奘对佛经的理解更深入了。后来，他到了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印度全国最大的寺院，也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常年有僧徒1万多人。主持这个寺院的，是戒贤法师，已经100多岁了，是当时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学者。玄奘到寺院的那天，1000多和尚捧着香、鲜花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年过百岁的戒贤法师早已不讲学了，但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特地收玄奘为弟子，重开讲坛，用15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了最难懂的《瑜珈经》。玄奘在寺里待了5年，把寺内所藏各类经典都读了一遍，并随时向戒贤法师及寺内高僧质疑问难，通晓了经典真义，但他仍不满足，辞别了戒贤法师又到南印度去游学。

在以后的6年里，玄奘走遍了全印度大小100余国，后来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令玄奘担任讲座，为全寺僧众宣讲《大乘经》。当时有一个婆罗门，写了十余条理论，挂在那烂陀寺门口，并且狂妄地宣称：“如果有人驳倒我一条，我甘愿把头割下来认错。”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出来驳斥他。玄奘请戒贤法师等作证人，和那个婆罗门辩论。辩论到最后，那个婆罗门不得不低头认输，请求照约办理。玄奘说：“和尚不杀人，你跟着我当个佣人吧。”

玄奘在印度宣讲《大乘经》对印度各地影响巨大。戒日王和国王鸠摩罗，都很仰慕玄奘。他们特派使者聘请玄奘，并以两国国王的名义通知全国，在曲女城召开全印佛教大会，聆听

唐僧玄奘讲经。公元642年，大会正式开始，参加大会的有当时印度的18个国家的国王，精通大、小乘经的高僧3000余人，那烂陀寺的僧众2000余人以及婆罗门等2000余人。这是全印度文化名人的大聚会，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盛会。

玄奘任大会主讲，宣讲的主要内容是《大乘经》，同时他又写了一本《破恶见论》，悬挂在会场内外，向与会者公布自己的观点。但是，公布以后，从早到晚，没有人敢站出来辩论。这次大会开了18天，大家恭听玄奘的议论，始终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散会那天，各国国王拿出许多金钱送给玄奘，玄奘分文不要，全送给贫苦百姓。从此以后，印度佛教界公认玄奘是佛学的最高权威，玄奘从此名扬印度全境。

戒日王一再诚恳地挽留玄奘留在印度。还有一个国王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来，愿意为他建100座寺院。但是，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祖国，他决心回国。临走的那天，戒日王以及当地的印度朋友，挥泪送了他几十里路。

公元645年初，玄奘带着650多部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中国的都城长安。玄奘当年出国是违犯禁令偷偷出去的，现在，唐太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很佩服玄奘的顽强精神，

特地派宰相房玄龄等去迎接他。长安市民在朱雀大街开了欢迎大会，长安城里人山人海，路两旁摆着香案和鲜花，锣鼓音乐此起彼伏，长安的僧尼数万人，排着队，把玄奘带来的经卷佛典安置到弘福寺。

这个玄奘，万里孤征，历尽千难万险，从印度载回了大量的佛教教义，也载回了巨大的荣誉；也是这个玄奘，第一次把中国的美好印象留在了印度，开辟了两个国家友好交往的新纪元。

相传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绕殿转，被大臣释为西方佛祖显灵。便在公元64年，派人到西天取经。汉使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到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将两位高僧请到洛阳城，弘扬佛法。明帝专门在“国宾馆”鸿胪寺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在此修行并翻译佛经，因当时佛经都是由白马驮来，所以命名为“白马寺”，这也成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

2005年4月9日至12日，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个关于在洛阳白马寺院建设印度风格佛殿的协议，即《(口度在中国洛阳白马寺院西侧建造印度风格佛殿的备忘录》。

仿佛已经形成了惯例：中印两国的往来和文化交流，总也绕不开一个结——佛教。

而大唐高僧玄奘，真正让这个结成为不解之“结”。

玄奘西行到底充满了多少凶险，1300多年后的人们已经难以猜测，个别人还有些不屑：从中国的浦东到印度的新德里只需要六个多小时耶。

神话《西游记》本想铺张那段艰难险途，所以增设了许多妖魔鬼怪，还调动齐天大圣、天篷元帅、小白龙等护佑，才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但困难再多，那结局别说唐僧，连现在的小孩子都知道：有惊无险——最终，肯定有相助的神。

西行求法，那实在是一条前途难测的路，那也是玄奘的一条幸运之路。

想想吧，自汉以降，前往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有多少，数以百千计，但除了法显、玄奘、义净等几个人，有多少人走完了全程?

冻饿、干渴、盗贼出没不说，更加上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像一个慢性杀手，生生让你一点点感觉死亡的临近。

八百里沙漠，无声无息地悄悄行进，1300年的历史，淹没于沙漠里，因为不忍卒读行者尸骨。但玄奘时代，尸骨必是不甘淹没于历史的悄然脚步的，张扬着自己的骨骼，直直地朝向前方，横在玄奘前面，那就是玄奘的西行方向吗?

玄奘到洛阳朝见唐太宗，介绍了他旅途的所见所闻和西域、天竺各国的风土人情。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他劝玄奘还俗，帮助他治理国政，玄奘婉言谢绝了。

不久，玄奘开始了翻译佛经的工作。他每天五更起床，三更才睡，19年间，共译出74部佛经，1335卷，1300多万字。他的译文流畅优美，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例如“印度”，就是他翻译的时候确定下来的。

长期艰苦的翻译工作耗尽了玄奘的精力，公元664年2月，这位伟大的佛学家和杰出的翻译家在长安郊外的玉华寺圆寂了。

玄奘生前还和辩机和尚共同编写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记载了包括今天我国新疆以

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名胜古迹和城市风光等，是

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虽然我们无法想象玄奘在荒无人烟的八百里沙漠跋涉的情景，但《大唐西域记》里“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足以让我们望而生畏。

玄奘还把中国的古代文化传到西域各国，他曾把道教经典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人印度。玄奘是中国和印度人民友谊的传播者，他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佛教发展的最突出标志，是若干佛教宗派的出现，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其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禅宗认为人性即佛性，只要明心见性，直指本心，即使在砍柴、担水的平凡生活中，也一样能成佛。这种简易明快的成佛途径，由于和中国传统的心性说结合而得到了广泛传播。

自从南北朝以来，修习禅法皆以《楞伽经》为印证。到了隋朝时期，重视《楞伽经》的风气稍有变化。唐初的大师弘忍(602—675)在给徒弟讲佛法时，常常劝他们诵读《金刚经》。弘忍还命弟子作偈，选择其中能见本性者传授衣钵。大徒弟神秀作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寺从事破柴踏碓等勤杂工作的慧能认为此偈未见本性，随后也作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他悟性很高，便把衣钵传给了他，并让他速速离开，到各地传授佛法。慧能(638—713)在岭南一带，提倡顿悟见性。

神秀则在北方活动，信奉《楞伽经》，主张不断修行，逐渐觉悟。这样，禅宗慢慢地就分为南北两宗。神秀受到武则天的礼遇，在京都洛阳和长安影响很大。到了天宝初年，慧能的得意弟子神左去洛阳传授禅法，日渐被当地人所接受，神秀的渐修之教从此逐渐衰落，此后慧能的禅宗一家独占当时佛教泰斗之位。

慧能对于禅宗佛法的认识为：“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存在于人的心中。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提出“本性是佛，离性别无佛”，因此，“菩提只向心觅，西方只在目前”。他的佛法观点中认为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除去各种杂念，“一刹那间，妄念俱灰，若识自性，一悟即到佛地”，就可以“见性成佛”，脱离苦难。慧能据此还提出，“随所住处，恒安乐”。慧能的说法，大大简化了求佛的过程，大开了求佛的方便之门。因而也深为中下层平民所欢迎。唐代诸家宗派的发展，说明佛教已经汉化了。

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是唐代文化的一种新走向。很多学者文人，如王维、王勃、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新思维影响下层开新的诗歌创造活动。特别是王维以禅入诗，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境界。他以禅宗态度对待人世一切，对宇宙、人生有一种任道自在的恬淡心境。佛教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唐的壁画，大抵都与佛教有关，吴道子和周防画派的最重要成果即是寺观壁画，堪称“满壁风动”，载誉史册。究其原因，也在于西域佛画艺术与中唐传统画法的交流和统一。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问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的义湘学法于智俨，在国内传播贤首宗，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学成归国传播慈恩宗；后来惠日又师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把密宗传入新罗；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禅宗从此传入新罗，使得禅宗在新罗国内极一时之盛。日本学问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法相宗大师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中国从大师智周学法相。他们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日僧道光入唐学南山律，后来鉴真法师亲赴日本传戒，成立了律宗。此后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学法，归国后创立天台宗。经过一番学习、宏法，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

4、盛世之都——长安

在大唐帝国近300年的峥嵘岁月里，长安以特有的宏伟壮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它那功能完备的艺术格调和严整对称的整体布局，达到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对国内外的城市建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城以大唐特有的自信豪迈的风貌送往迎来八方的客人，包容着三教九流的文化，为创造令后人惊艳的盛唐文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大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

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部的渭河南岸，是隋唐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隋文帝开始，经过隋炀帝至唐玄宗百余年的多次营建，形成了它的宏伟规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东方都城。隋文帝建国之初，以西汉的都城长安为国都，位置在今西安西北的汉城一带，面积约26平方公里。由于此城规模殃小，布局散乱，难以适应新生帝国发展的需要，隋文帝便于开皇二年(582)，命宇文恺重新营建都城，名为“大兴城”。武德元年(618)，李渊灭隋建唐，定都于此。唐代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陆续扩建，并改称长安城。

长安城地势北高南低，四面环水，有“八水绕长安”；之称。经过多年的营造。城中水网如织，园林密布，虽处关西，却如置身江南。唐朝建立以后，将大兴宫改名为太极宫，又在城东兴建大明宫和禁苑，使宫室向北移至大明宫。后又在城东修建兴庆宫，城东南扩建荚蓉园，并在城的东北部和东侧修建夹城，使芙蓉园与大明宫相连。形成了帝王、朝臣、贵族集中到东北部、城市重心偏于东北的格局。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部的龙首岗上，含元殿建在龙首岗的南缘。因龙首岗为全城的最高处，含元殿以其高屋建瓴的气势统摄全城。含元殿是大明宫中的正殿，皇帝在元旦、冬至举行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要仪式，均在此殿进行。它以龙首山为殿基，“阶上高出平地四十余尺”，平面铺展，空间宏阔，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浑然天成。殿的台基宽70多米，南北长40余米。从殿门通向地面的“龙尾道”，气势雄壮。龙尾道平、坡相间，共有7折，约有70米长，由10米多高的墩台顶部迤逦而下，犹如“龙尾”垂地。含元殿的两侧，左有翔鸾阁、右有栖凤阁。二阁运用飞廊与含元殿连接，高低错落、主次鲜明，而又浑然一体。阁基高约20米，比殿基略高，位置稍靠前，犹如展翅欲飞的两翼。

整个含元殿建筑群，面对着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广场，就像一只降自九天的巨鸿，气魄宏伟壮观。著名诗人王维作《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是对含元殿早朝盛况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含元殿以其气势恢宏的艺术构思，严整对称的布局，富丽堂皇的色彩，体现了盛唐时期热烈奔放的气魄和雄浑的建筑风格。

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面积84平方公里，平面略显正方形。它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功能区分明确，集中体现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蓝图。城内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组成。皇城、宫城与居民区严格分开，置于南北中轴线的北端，以示统摄天下四方。宫城位于全城北部的正中，东西长约2820米，南北宽约1492米。宫城正中为人兴宫，有16座大殿，是皇帝起屠、听政的地方；西部为掖庭宫，是嫔妃的住所；东部足太子居住的东宫。皇城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约1843米，城内设有宗庙社稷、百官办理公务的官署衙门。在宫城与皇城中间，有一条宽441米的街道，酷似一个广场，可供士兵操练，也是皇帝接受百官和外国使臣朝贺的地方。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北向与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为承天门大街。南向与外城正中的明德门相通的朱雀门人街，街道宽150米，长分别为1843米和4500米。两街贯通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内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把全城划分为108个排列整齐的坊里，用为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长安城街道的布局经纬分明，整齐有序，人称“长安大道横九天”。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及其规划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平安京(今京都市)，从宫城规划到城市命名，都仿照唐长安城，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往的见证。中亚伊斯兰教诸国以至天竺，也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

除了功能完备的艺术构思外。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更富有艺术特色。

无论是城址的选择、水利的开发、宫城的方位、街坊的组合、还是园林的开发、文化设施的安排等等，都富有形式多样、主次分明、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尤其是皇宫、官衙、民居的分区安排、全城以中轴线东西对称、城内置风景区，街道宽直、坊市整齐、引水入城等重大举措，都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长安城展现了大唐社会的磅礴风采和包容天下的博大胸襟，体现了顺应时代发展变革的精神。

长安城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一带。此地北有渭水，地势略显低平；南部岗峦起伏，形同天然屏障：东临灞水、沪水，可得舟楫之利；西有汶水和涌水遥相呼应，可分水入城；东北部龙首原地势高爽平坦，川原秀丽，卉树滋阜，为整个长安城提供了物资保障。整个地貌虎踞龙盘，源远流长，象征了江山永固。由于水源充足，便利了交通而且使得景色更显秀丽。又由于因“龙首”起城，寓意深刻，暗合封建社会风水理论。因此长安城可谓是都城建筑与自然景观以及社会审美理想完美结合的典范。

严整对称、严谨封闭的棋盘式结构，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首创。在城市的中轴线上，北起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中经皇城：汇中的朱雀门，南至南城正中的明德门，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大街两侧坊里星罗棋市。城中的坊里、商市均两两相对，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朱雀大街两侧。这种以皇城为发端、中间大街为轴线、左右均衡对称、全城整齐严谨的棋盘式规划设计，在都城规划中是一个创造。它进一步强调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坊里制度是隋唐时代创造的一种城市居民的街区形制。这种建筑形式在曹魏时期已经出现，至唐代臻于成熟。

长安城中共有108个坊里，小坊一里见方，大坊数倍于小坊，坊的四周筑有2—3米高的土墙。小坊设四门，坊内有东西横街或十字街。坊内形成许多小巷，称为“曲”，以通向各户住宅。真是“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坊内住宅，除三晶官吏的府宅、官府或寺院可直接向大街开门，其他住宅之门一律禁止直通大街。街坊均有专人管理，坊门早启晚闭。6条主要大街设有街鼓。每晚击鼓800声，号令市民回家。街鼓一停，市民不得在街上行走。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允许百姓开坊门上街。这种制度体现了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礼制秩序。

大唐的长安城设有东西两市。两市分列于朱雀门街的左右，相互对称。东市在朱雀门街东第四街，亦即皇城东第二街。西市在朱雀门街西第四街，亦即皇城西第二街。两市各占两坊之地。东西两市所在的街中，其北有4坊，其南有7坊。

长安的两市能够繁荣昌盛，户口众多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都城本来就是人口最易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朝廷有意的徙民实都，当然也就更为繁多。这样多的人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达官贵人，就必然会促使当地商业发展，以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时人称两市的繁荣说是：“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

东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门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条横街也就是春明门和金光门之间的大街。这是长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有助于东市和西市的繁荣发展。东市主要经营“四方珍奇”，即全国各地的特产货物。西市是少数民族商人、外国客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有服装店、珠宝店、鞍辔店、蜡烛店等等。李白诗“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所说的应就是西市一带的生活。一些纨绔子弟往往把到胡人经营的酒家领略一番“貌如花”的胡姬与异域风情，作为消闲乐趣。集中的市场的出现为市民提供了便利，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城市建筑的一大突破。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堪称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唐政府在政治上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心，兼收并蓄，百家争鸣。唐代的这种文化交流活动以长安最为集中、最为繁盛。

从陆路、海路来长安的外族和外国人很多，有不少外国人在长安娶妻生子，长期定居下来。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在长安的侨民中，比较特殊的是各国派来的文士和学者。日本、新罗、高句丽等都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的文化、技术和典章制度。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人国学学习。“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传播，对文化交流影响尤著。自玄奘回国，在慈恩寺译经，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地。除佛教以外的各种宗教在长安城内自由传播，信徒众多，城内有各种寺、观、祠，这些宗教建筑，特别是外来宗教寺庙的大量出现，使繁华的长安城又增添了外来民族建筑的异域风情。

唐代朝野上下都喜爱胡人艺术，因而在长安活动和居住的外国艺人也特别多，其中的佼佼者进入国家的艺术机构，更多的则是在酒楼等处流动表演，维持生计。例如在乐器演奏方面最著名的是来自曹国(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以北和东北)的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唐代还盛行胡舞，当时著名的舞蹈家大多是外族和外国人，如来自米国(今撒马尔罕以东)的米禾稼及来自唐国(今撒马尔罕一带)的康乃等都是以善跳霓裳羽衣舞而著称。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

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之所在。柳宗元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途)，毕出于邦畿之内”。西域诸国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国内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除汉族居民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民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

大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海陆交通空前发达，中外文化融合形成潮流，各种艺术形式多样化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翻天覆地、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那宏伟壮丽的都城长安、满壁风动的丹青绘画，奔腾咆哮的昭陵六骏，绚丽多姿的三彩陶俑，激荡人心的歌舞诗乐，都是强大帝国沸腾生活的真实写照，强烈地焕发出这一伟大时代所特有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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